涉毒“红处方”

2021-01-23 23:32:46

与医院中常见的白色处方不同,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处方的印刷用纸为淡红色,业内俗称“红处方”。从两年前开始,904医院常州院区开出的多张“红处方”,牵出了一场套购麻醉药品的乱局。
 今年9月23日,河南省台前县法院宣判了一起贩卖毒品案,两名毒贩利用癌症晚期病人,在10个月的时间里,以镇痛为由从904医院常州院区套购管制麻醉药品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超过4581片,贩卖获利。涉案的大部分药品是经该院区普外科医生林某开具“红处方”后流出的。 最高检此前的一份批复中显示,盐酸二氢埃托啡能够使人形成瘾癖,属“其他毒品”的范围。 一审判决,医生林某、涉案癌症病人、冒充病人“女儿”的取药者均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到十二年不等。两名毒贩仍然在逃。 回忆,杨作青是食管癌晚期术后患者,就诊时还拿着此前在北京一家医院的诊疗材料。他给杨作青做过检查,包括检视了此前手术的伤疤,确定 “材料是真的,病人也是真的”。 据判决书,杨作青已年近六十,山东人,文盲。中国庭审公开网上的此案庭审录像中,他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枯槁,又黑又瘦,讲话也不利索,审判长向他发问时,他用一口方言结结巴巴地回了一句“知不道”。 对于这样一个老农来说,他的这次异地就诊经历显得颇为奇特。据杨作青当庭供述,一个叫“索儿”的人此前通过电话联系到他,确认他是癌症晚期病人后,表示要带他去常州看病,一路上管吃管住,连看病的钱都管,甚至“还给买了衣裳”。这样的“好事”杨作青自然没有拒绝,于是就乘上火车,踏上前往江苏常州的旅程。 汪晟回忆,杨作青来医院时有一个戴着墨镜的人陪同,后来警方找他确认嫌疑犯身份时他才知道,此人就是杨作青口中的“索儿”——毒贩仇加索。 就诊后,杨作青被收治住院,住院医林某成了他的管床医生。汪晟回忆,杨作青在病房一直喊痛,“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他说痛啊,难过啊。”考虑到杨作青食管癌开完刀,确实会有肋间神经痛、癌痛等情况,普外科为杨作青开具了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用于止痛治疗。
2020年8月19日,一审庭审中,杨作青向法庭供诉自己套购药品的经过。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据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的一份《麻醉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二氢埃托啡是1991年上市的一种强效镇痛药,列入麻醉药品管制,反复用药可产生耐药性和依赖性。最高检此前给云南省检察院的一份批复中提到,盐酸二氢埃托啡是……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属“其他毒品”的范围。 上述指导原则还提到,该药物“因依赖性强,目前临床上已基本不使用”。在距离904医院常州院区仅几百米的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肿瘤科一名副主任医师也向要严重得多,躺在床上一个劲喊疼。我看了术后伤口,是真的病人”。和杨作青一样,刘广聚也使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进行镇痛治疗。
2020年8月19日,刘广聚在一审法庭上。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开药程序混乱,用药剂量过大 据一审判决书,医院处方笺显示,林某曾多次为杨作青、刘广聚开具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 林某在供述中称,按照杨作青带着的其他医院的出院小结,是汪晟吩咐他使用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给病人进行止痛治疗。而自己作为住院医,并不具备开红处方的处方权,“我就是底下的小医生,写字这种事情肯定不可能主任亲自去写……就是由我在上面写字,然后交给主任签字就可以了”。 对于是不是自己让林某使用的这种药,汪晟未做正面回应,但他承认,“我们医院只有主治(及以上)医生才有麻醉处方权的,需要我在上面加签一个。”“林某他开处方,拿到我这边审签,然后护士去拿药。” 一名当时也在普外科工作的医生陈池(化名)告诉允许使用的最大剂量一般为60微克(3片),一日180微克(9片),连续用药不得超过三天。” 这一要求,与上述原卫生部2007年印发《麻醉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规定的每日最大剂量一致。 然而,医院处方笺显示,从2018年4月杨作青住院后的约6个月内,林某共为杨作青开具了该舌下片2521片。平均每天约14片。据林某当庭供述,该药品的用量在初期甚至一度高达每天20片。 在一段林某家人提供的汪晟与林某辩护律师的谈话录音中,汪晟向律师讲起当时的情况,杨作青入院后一直喊痛,初期的治疗方案中的确给他使用了超大剂量,也考虑过降低剂量,但病人不接受。考虑到病人已经是癌症晚期,出于“临终关怀”的目的,权衡之下,只得开具出这一系列超大剂量的红处方,持续了两三个月。 上述肿瘤学专家表示,病人大闹不应该是医生屈从或轻信的理由。正确的剂量使用方式应该是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癌痛三阶梯止痛法——对病人的疼痛进行评估,确定疼痛量级,使用药品时从小剂量开始,逐次提升剂量,以确定病人适宜使用的剂量。 几个月后,904医院常州院区的药剂科发现了药品使用剂量的异常。一审判决书中药剂科工作人员黄家富的证词显示,药剂科曾经在当年八九月份的时候发现该药超剂量使用,医院采取了紧急措施,限制了该药单处方用量不得超过9片。 到了当年9月刘广聚入院时,该药用量的确降了下来。处方笺显示,刘广聚入院5个月内,医院为其开出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平均每天约8.5片。但为时已晚,截至药剂科发现时,医院已经开出去该药超过2000片。而截至案发,二人更是共计开出该药超过4500片。
2020年11月3日,904医院常州院区住院部中心药房墙上的工作制度。一直收着……我也闹不清是咋回事。” 除了被仇加索带走不知去向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就连杨作青自己也很快从医生的视线里消失了。杨作青供述,住院一周后,他就被仇加索安排出去住了招待所。此后,他在老家和常州医院院外一处出租房辗转,再也没回到医院。 刘广聚的住院经历与杨作青几乎如出一辙。刘广聚供述,他前后在医院内住院时间只有25天,王存辉就让他回家了。住院期间开给他的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都被王存辉悉数收走。 虽然人早已不在医院住院,但护士周红的证词显示,两人“住院手续还在医院里。”据一审判决书,杨作青前后共办理过5次住院,刘广聚也办理过不止一次。 之所以二人要在手续上保持“住院”的状态,是因为原卫生部、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多份文件都曾明确规定,盐酸二氢埃托啡仅限住院病人使用,不得开给门诊病人。 在病人的多次“住院”中,904医院常州院区的管理显示出“宽松”的一面。护士章彦萍在证词中称,杨作青的5次住院中,只有前两次在院内出现过,其余3次住院时本人就没有到场;她给刘广聚办理过2次出院和1次住院,但“没见过刘广聚这个人”。 刘广聚更是在法庭上直陈,“医院管理特别松,林某医生没有见过我,入院出院都不用(本人)来办,都随便办。” 这期间,原本只能在院内使用的管制药物被持续开出。处方笺显示,开给杨作青的盐酸二氢埃托啡一直持续到其首次住院的10个月后,即2019年2月28日案发。刘广聚的处方也开到其首次住院的5个月后案发。 林某在庭审中解释,杨作青不在医院期间声称自己“腿断了”,不能返院。他曾向科主任汪晟汇报了这一情况,汪晟同意后便继续给杨开药,由“家属”带回,这期间开药的剂量根据一名男性“家属”通过电话描述的病人疼痛情况来决定。 林某提到,他在病程记录中写明了“(病人)未在病房”,汪晟也签了字,但这种情况依然继续下去。判决书上,证人徐松梅护士长的证词显示,她发现病人不在医院住院治疗时,曾让护士向医生反映过情况,但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汪晟在电话中向病人不住院都是要写请假条的,(但)其实也没这么严格的”。在判决书的证词中,他承认,病人出现实际未住院仍能开药的情况,是自己“管理不严造成的”。 北京一家戒毒医院主任医师徐杰表示,在住院管理工作中,原则上不允许病人在办理了住院手续的情况下长期离院“挂床”,但在现实中,也存在有医院允许病人短时间离院的情况,但是不会允许超过24小时。而且,像盐酸二氢埃托啡这类药品在使用过程中应严格监管,他所在医院要求护士严格遵循“发药到手、服药到口、咽下再走”。
2020年11月2日,904医院常州院区门诊部2楼,普外科诊室。女儿,我们又不去查女儿身份证,最多是看病人的身份证嘛”。 然而,按照法律规定,别说是盐酸二氢埃托啡这种只能在院内使用的管制类药物,即使是允许带出医院的麻醉药品,代领也不能如此随意。 《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处方管理规定》第六条规定,麻醉药品非注射剂型和第一类精神药品需要带出医疗机构外使用时,代办人除了诊断证明外,还需提供患者的身份证明、代办人的身份证明,且医疗机构应当在患者病历中留存代办人员身份证明复印件。 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上述肿瘤科副主任医师也向没有”。 陈池在与林某家人的通话中表示,就自己对林某的了解,“他绝对不会为了钱去做这个事情”,更“不存在‘明知’这一说,我们科室也没有人‘明知’,否则就不会有这个事情。” 医法律师、上海市海上律师事务所律师及合伙人刘晔认为,根据案情,林某贩卖毒品罪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林某“是否明知”,而据目前检方掌握的证据并不能得出当事医生林某存在“明知”的结论,因而不能构成贩卖毒品罪。 但他也表示,在本案中,林某违规开具红处方的行为属于严重违反行业规范,违反了医疗行业对于管控药品的相关规章制度,理应被吊销执业证书。 目前,林某已提起上诉。 案发后,904医院常州院区掀起了一场“整改”。汪晟也遭到了处理,离开医院,目前待业在家。“我这一年来也不好过,大会小会批。(要没这个事情)我最起码还能干十年。” 一位院内医生向新京报记者表示,案发后,盐酸二氢埃托啡舌下片就停用了,电脑上已经查不到该药物的库存。“杜冷丁也不用了。宁愿不用,也不愿再出事情了。”汪晟说。
2020年8月19日,该案一审开庭。图片来源:中国庭审公开网庭审录像截图。 新京报记者 张宇轩 常州报道编辑 王婧祎 校对 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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