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前总统德斯坦逝世:他笔下的欧盟困局与出路

2021-07-07 15:00:44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1926年出生于德国科布伦茨,1956年他进入法国国民议会,1959—1962年间担任财政国务秘书,1962—1966年间被时任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带领法国实现近三十年来首次预算平衡。1966年,他成立“独立共和人士全国联合会”(简称“独立共和党”),并就任首任党主席。1969—1974年间被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任命为财政部部长。1974—1981年间担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第三任总统。1980年,德斯坦首次以法国总统身份访华。在任期间,他为法中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12月3日对德斯坦的逝世表示哀悼,称德斯坦执政的7年“改变了法国”,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推特上发文向德斯坦表示敬意,称赞其一生努力加强欧洲国家之间的联系,“给法国带来了荣誉”。卸任法国总统后,德斯坦于本世纪初主持制订了《欧盟宪法条约》,被誉为“欧盟宪法之父”。德斯坦撰写《欧盟宪法条约》的风格清晰明快,说服力极强,被称为“莫泊桑式的语言”,并因此入选法兰西学院,实现从政坛到文坛的跨界。 德斯坦生前始终关注欧盟的发展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今年出版的《欧罗巴计划:欧洲拯救行动》一书中,他以历史亲历者的视角回顾了欧洲一体化建设,同时也用批判性的眼光分析了欧盟的现状,指出当下欧盟陷入的僵局背后的因素:1957年《罗马条约》签署时,成员国的数量仅有6个,如今欧盟坐拥28个成员国。成员国数量的猛增,并没有伴随相应的机构与制度调整。据此,他在书中提出,想要让欧盟走出当前的死胡同,就应当重启渐进式的一体化进程,依靠数量较少、齐头并进的小范围的几个成员国,以“通过欧罗巴成员国的经济和货币一体化催生出一个强大经济体”为长期目标。 以下内容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摘编自《欧罗巴计划:欧洲拯救计划》,部分内容有删减。标题为摘编者所加。 原作者|[法]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摘编|刘亚光 《欧罗巴计划:欧洲拯救行动》,[法]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 著,石露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4月。  经济危机与信任危机:欧盟当前面临的困局 经过长期的直线前进时代和之后混乱的曲折前进时代,欧盟现状又是怎样的呢?
欧盟确确实实存在:二十八个成员国,总人口高达五亿零五百万人。欧盟国内生产总值在二〇一三年达到169.5亿美元,同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为167.2亿美元,中国为93.3亿美元。欧盟外贸总量(出口加进口)居世界第一。其货币欧元走势稳健,发行伊始对美元比价为1.17美元,此时约合1.36美元。
欧盟确确实实存在,但却面临着麻烦。它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欧盟机构并没有预测到危机的到来,应对危机的处理滞后,对包括货币领域在内的形势分析也不准确。失业率高达12%,居发达国家之首。高失业率使得欧洲民众对复杂低效的欧盟机构运作失去信心。各国民族主义倾向都有所抬头。在竞选期间,参选者总是对老百姓说:当前遇到的一切苦难都是欧盟造成的。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来自成员国本国政府的失误与无能。
如果看看欧洲议员选举的投票参与度就可以感知民众对欧盟的疏远,不管成员国数量有多少,该数据始终呈持续下降趋势,并且这一走势可能会一直持续到二〇一四年以后。
这种困境使外界对欧盟抱有负面的看法,把它当做“地球上的病人”。而且英语国家的大媒体也不断将欧元贬得一文不值,更加剧了这种印象。
其实《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每个签署国都心知肚明,无数评论员也争先恐后地指出:使用共同货币需要成员国的经济政策协调一致。有些理想主义者甚至宣称,依靠各成员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这种协调自然而然就可以实现。欧盟于是就会自然地进化成一个经济与金融共同体。鉴于在欧盟成员国中,广义上的公共开支(其中还包括地方政府开支以及政府其他机构开支)约占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0%,在法国甚至高达50%,所以促使成员国协调一致的工作就要从公共开支来入手。某些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人士叫嚣:这意味着干预各成员国具体预算内容。这种论断是错误的。实际上这种协调关注的是总量和赤字,以保证各国经济总体水平与欧元相匹配。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104条C款中提到了该内容。原文是这样表述的:“成员国应避免过度的公共赤字。欧盟委员会监督各成员国预算进展以及公共债务的数额,以便及时发现严重问题。”

欧盟各成员国共同签署的一份议定书中给出了第104条C款的具体标准:预期公共赤字或实际公共赤字不超过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3%;公共债务不超过按照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60%。该议定书还在其第3条款补充道:“成员国需要快速及时以及常规性地向欧盟委员会汇报其预期与实际公共赤字以及公共债务水平。”这样一来规定就很明确了:成员国公共财政水平应保持在与欧元的应用相匹配的规定范围内。
遗憾的是,无论是欧盟委员会还是大部分成员国都没有遵守这些规定。
这一内容被华丽地称为“稳定契约”。然而在二〇〇三年德国和法国都违背了其内容,一方是为了在其深刻的社会改革中保留相当的灵活性,另一方是为了不要妨碍自一九八一年以来就涨势迅猛的公共支出。欧盟委员会面对这种情况,除了有气无力地发出一点警告,根本束手无策。
公众舆论开始对欧盟的运作甚至包括欧洲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等欧盟机构(欧洲议会除外)的能力产生了质疑。虽然召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临时峰会”,但收效甚微,比如召集非欧元区国家来参与讨论欧元问题的会议——它们拒绝伸出援助之手,又比如对那些无力实现其承诺的欧盟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脱欧这样的解决方案,种种因素都损害了欧盟的形象。
人们并没有充分关注个别成员国在财政管理上的严重漏洞,以及金融机构的投机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是一味把责任都归到欧元头上。其实欧元始终保持稳定,并维持了物价涨幅低于美国水平。经过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尽管投机机构拒不参与挽救欧元区的行动,而是让纳税人去承受一切,但最终欧元还是成功减小了国际投机资本在那些债务问题最严重国家的主权债务上投机倒把的可能性。
危机的高度投机性于是显现: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二年间,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最脆弱的国家却不得不发行利率高于6%的十年期国债!到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尽管欧元区所有成员国的公共债务(爱尔兰除外)都有所增加,但法国十年期国债利率基本保持在2.4%,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就略高于4%。说到欧元,尽管英语国家媒体反复诋毁,甚至个别曾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也出来发表一些添油加醋的言论,但欧元始终保持国际第二大货币的地位,甚至相对美元出现增值——对于出口企业来讲,这增值量甚至有点太多了。
人们开始探讨欧盟财政团结的话题。然而发起这一话题的主要是那些曾从经济较弱的成员国的管理失误中获益的国家,开展这一讨论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投资,避免自己分摊后者的损失,然而这一损失其实正来自它们当初的决定——它们好像忘记了自己当初所获得的好处。这就造成了一种奇怪的局面:原本把自己的财政管理得好好的国家,此时就不得不为其他人犯下的错误买单。由财政游说集团掀起的这些讨论不但没有推动欧盟团结,反而让成员国之间出现不合。
这确实是一段艰辛的岁月,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的一贯反对者遇到了攻击欧盟的大好时机,各国民族主义也纷纷抬头。尤其是当各国执政党无所作为或是行动迟缓时,都把形势不好归咎于欧盟,也是导致前面提到情况的原因。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 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欧盟的感情渐渐冷淡也不难理解。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冷淡并没有进一步扩大!比如在法国,只有30%的民众支持政府的行动,而欧盟民调于二〇一四年七月公布的数据却令人较为振奋:虽然47%的法国人认为欧盟前景悲观,60%的法国人觉得危机最艰难时刻尚未到来,89%的法国人认为法国经济形势差,但是仍有63%的法国人表示觉得自己是“欧盟公民”,这个数据仅仅比欧盟成员国平均值低一个百分点,当然了,比德国低了十六个百分点!尽管危机仍在,尽管前景仍不明了,但自二〇一〇年以来人们始终保持着稳定的欧盟归属感!
如果从数量繁多的各种民调中仔细搜索,我们惊喜地发现,当被问及:你是否支持使用欧元这一单一货币的统一货币经济共同体?68%的法国人都会回答Oui(法语,是。——译注),75%的德国人都会回答(Ja德语,是。——译注)! 解体的危险
如果在民众面前拿不出具体可行的欧洲一体化目标,当前的欧盟体制将有可能分崩离析。这样说并不是要吓唬胆小的人,因为这件事情发生的几率相当高。
欧盟解体的威胁发出了几种信号。在这里我会提到其中四种。
首先,在上一次欧盟选举中,投票率只有43%,并且每五个投票者中就有一人投了反欧票。民众的这一举动并不是排斥欧盟,而是因为欧盟机构的运作令他们感到不满,而且在危机肆虐的五个年头中欧盟居然毫无建树。
第二个信号来自布鲁塞尔的欧盟游说团,它一味鼓吹扩大欧盟。欧盟各机构一开始只是为了满足六个创始国的需要而创立的,并没有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满足二十八个成员国的需要。一部分自以为是的多数派一味追求欧盟扩大化。尽管欧盟最大的两个成员国表示了抗议,但近期法国暧昧地表示要进行公投,也就意味着入欧条约是有可能出台的!与土耳其的入欧谈判一直在悄无声息地进行!追求欧盟扩大化使得整个体系越发难以驾驭,而且随着文化差异的扩大,各国也更加追求回归本国文化。
第三个信号最令人担忧,即欧盟神话的幻灭。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盟神话一直被看做是和平的颂歌,然而在最近一次公投当中,却丝毫没有人提起这一点。上次欧盟调查对法国年轻人投票参与度进行了分析,三十五岁以下年轻人的弃权率高达73%!欧盟神话被淡忘,失业率又居高不下,欧洲茁壮成长的一代人将有可能抛弃欧盟的计划。
此外,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大部分欧洲媒体对报道欧盟体系的大事丝毫没有兴趣。
法德作为欧洲大陆最大的两个国家,其紧密合作是欧洲一体化前进的基石,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法德之间的分歧也日渐增大。我们不应忘记,从欧洲一体化建设的萌芽直到一九九九年欧元流通,是法德两国的领导人共同推动了一体化的每一次进步。而之所以今天两国之间会形成差距,与其说是德国由于采取了适当的改革措施而走在了法国前面,不如说是法国由于没有实行必要的改革而落在了德国身后。
表面上看两国仿佛亲密无间,实际上隐藏在表象背后的种种意见不合对欧盟内部的稳定造成了威胁。这些令人担忧的信号可能使事关欧盟统一大局的计划丧失民心。
遗憾的是,最近一次欧盟选举并没有为欧盟的深层问题带来答案,而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功夫来掩饰当前的困境——选举欧盟委员会主席——这一举措被看做是欧盟民主的进步。 电影《脱欧:无理之战》剧照。 展望未来:拯救欧洲计划
欧罗巴融合的新进展必须要符合当前时代发展的需要:自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人口发展对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极具竞争力的新兴国家崛起,中国重新登上历史舞台,源自欧洲的传统文化、精神以及社会价值受到冲击。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西方国家本以为可以将这些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在这样艰巨的时代背景下,欧罗巴计划的目标就是在欧洲的土地上创建一个强大到足以与其他大国竞争的经济体、保持就业率以及继续传递自身的文化与社会价值。
这就意味着欧洲在一体化进程中必须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因为哪怕是最大的欧盟成员国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向着欧盟的联邦式管理更进一步,也符合建立欧洲共同体的最初意图。
欧罗巴计划旨在建立一个全境货币、预算与税收统一的联盟,并最终创立共同国库以及金融互助机制。向欧洲民众提出的目标就是在欧洲领土上建立一个区域,任何个人和企业都可以在该区域内自由地移动、工作、生产以及投资,使用统一的货币、遵循统一的预算与营业税和所得税政策。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均衡的充满经济创造力的区域,抛开条块分割,减少地区差异,让欧洲的年轻人可以在恢复了创造力、发展与就业的大环境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力。
看到我们提出加深欧元区经济一体化,却无视该区域政治一体化的需要,有的读者可能会感到惊讶。之所以如此,是出于两种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关于欧洲建设的提议众多,真正有结果的却没有几个,所以欧洲老百姓已经对此开始感到厌烦。所以我们只提一些具有实际可行性的建议。当前看来,在短期内决定欧元区政治一体化建设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无论是成员国民众还是领导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建议。所以提这样的建议很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提议其实就像让·莫奈从一开始就倡导的那样:先进行一些有限范围内的举措,随着这些措施的发展,把它们引入其他新领域将显得必要且具有说服力。他最初提议的是进行煤矿和钢铁领域的一体化。几年以后该计划又扩展到所有的贸易领域,保留了原有三个机构的组织形式,形成了《罗马条约》所提到的“共同市场”。
推进货币、预算与税收一体化,并最终建立欧元区共同国库这样的提议,在当前不会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同时随着机构运作的发展规律,给未来的政治一体化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我们建议成立一个欧元区执委会,该机构每月举行例会,各国元首与政府首脑出席例会。欧洲人民大会代表将起到与各国议会联络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或许就会有机会推进欧盟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一体化更加深入。
要进行经济一体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时间表:从第一年开始就减少成员国之间的税收差距,并在十五年间完成这一过程。这样整个规划可以在二〇三〇年实现。
如何处置欧盟的五大要素:货币、预算、税收、公债以及财政互助?
货币统一已经实现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了其运作规则。前两任欧洲央行行长让-克劳德·特里谢以及马里奥·德拉吉在任期间对其进行了出色、独立的管理。欧洲央行的职责范围严格限制在货币领域。宏观经济的重大抉择仍属于各成员国政府,即欧洲理事会的职能。要特别注意一点:在吸纳新成员时必须格外谨慎。当前的危机显示出轻率的加盟决定可能带来的种种危害。立陶宛将在二〇一五年加入,波兰加入欧元区的进程也已经进展大半,未来十年当中,除了这两国以外,将不再吸收新成员加入。候选国加入欧元区的决定必须事先经过公投,并获得有效多数,比如三分之二选票才可以通过。这样民众会意识到进行这些改变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对欧洲央行发行货币的管理也必须伴随对欧元区国家银行活动的严格调控,避免缺乏管控带来的种种弊端以及全球金融投机带来的危害——这些行为只可能对经济的创造力和就业造成打击,使得资源流向金融部门,而无视小企业的特殊需求。欧洲央行发挥金融调控的作用,目前正要采用的计划也希望如此。
税收问题会更为复杂,但它是重中之重。统一税收可能是欧罗巴老百姓最能切身感知的变化,也可能是他们最乐意接受的举措:统一的货币,统一的税收!一旦真的实现了这一点,民众绝不会乐意看到历史发生倒退。
统一税收的问题影响巨大,肯定会引发一系列批评,会有人指责这种想法根本不切实际,而且无法实现!媒体上将充斥着种种批判与不屑的声音。然而,在当今世界很多大国中,这其实是司空见惯的现象。无论是在美国、中国还是巴西,国家税收在各地区之间是一致的。住在纽约或是洛杉矶的人交的税一样,住在北京或上海的人交的税也一样。里约热内卢的居民和圣保罗的居民交的税也一样。既然如此,为何柏林、马德里或那不勒斯的人却要交不同的税呢?要做好准备,来回应对统一税收措施的种种指责。 电影《脱欧:无理之战》 剧照。 反对的一个主要声音来自以下观点,有人出于条件反射,或是出于偏见,认定税收领域属于各国主权管辖范围,因为议会之所以产生,最初的职能甚至起源就是为了就税收问题进行投票!理论上看,这说得通,但是实践和这种简单的想法差距甚远。在现代社会中,税收的提议是在与民众和外界隔绝的情况下在税务部门内部完成的。当议会大厅中寥寥无几的议员就税收问题进行讨论时,代表小股利益的游说集团的介入使得这一工作更加复杂。最终,议会的修正案否决权能够解决麻烦。如果硬要说这是涉及国家主权的问题,这说法看上去更像是个借口,而不是站得住脚的论据。此外,IFOP民调在二〇一三年十一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6%的法国人赞成设立欧元区财经部长这一职位。
由于税收被看做所谓的“国家主权”,在包括法国在内的几个成员国中都存在税率不合理的情况,由此引发的长期不确定因素阻碍了经济发展。
即便遵守“主权原则”,成员国政府也可以自由选择执行其税收政策以实现某些目标。哪些目标?就像我们所建议的那样,目标是让整合后的欧元区内,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地区,人们从业时在各国缴纳的税款是完全相同的。这一原则引发了如下思考:涉及哪些税种?由谁来管理?由谁来决定?
哪些税种?要想实现平等——从地理分布上看的税收平等——就涉及除了地区性和本地税种以外的、和收入以及财产有关的所有税种:所得税、增值税、公司税、“团结互助”税以及遗产税。目的不是取消这些税种,而是要让所有纳税人,不论他们身处欧元区内的哪个国家或地区,都缴纳同样数额的税款。这样就需要对税率和税基进行持续调整,以便实现统一税收。要通过以下方式实现:首先要确定需要统一的税种清单,确保其税基一致;然后确定最终的“目标税率”。
税收平等可以分两个阶段实现:“前期”耗时十年,截止于二〇二五年,期间各国将比照目标税率,分阶段等分削减各国之间的税率差距。“后期”耗时五年,截止于二〇三〇年,届时各国都将本国税率调整至欧盟税率。
还需要在欧元区内统一征税条件以及处理税收纠纷。该工作将继续由各国税务部门执行。当然各国的税收方式与税务文化千差万别。在过渡期间,各国税务部门通过讲座、需要重申一下最终目标:确保无论人们身处欧元区内的任何国家或地区,从事任何行业,他们缴纳的税款数额都是一致的,当然,地区性或本地税种除外。就像在世界各地的大国中那样,不管是联邦制国家还是中央集权国家,尽管身处不同地区,人们却缴纳同样的税款。这样人们就会感受到新的自由,可以更加自在地创业、创造与开展生产。
同时,欧元区公共财政的协调自然而然会涉及成员国公共债务的问题。各国利率不同、发债条件不尽相同,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二〇〇九年至二〇一二年期间的金融危机。在马里奥·德拉吉领导下的欧洲央行非常明智地收购公债,起到了稳定市场的作用,也使得想要在短期内大赚一笔的投机分子无机可乘。但二〇一三年欧元区债务持续上升,其中希腊债务高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60.5%,意大利高达130%,连法国也高达91.9%!尽管负债率持续增高,十年期国债利率却有所下降,二〇一三年十二月法国国债利率约为2.4%,意大利和西班牙为4.4%,表明人们已开始恢复信心,同时投机行为也有所收敛!
在这场财政风暴中,有人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荒谬建议:让各个成员国立刻分摊债务,高利率与低利率国家共同举债。最终这些债务的利息由谁来支付?和传统公债相比,这样的联合公债又能给投资者带来什么样的信心?还好这个不合时宜的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纳。
同时另一个比较明智的想法逐渐成型:如果欧元区各国的公债水平与发债需求较为接近的话,是有可能发行欧元区联合公债的,这样既融合了正常财政状态下成员国发债的需求,也能够为这些需求带来资金支持。这意味着欧元区财政一体化迈出了新的一步:建立欧罗巴成员国共同国库,以便管理欧元区成员国的债务需求。
在十八世纪末,在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大力推动下,美国正是通过类似的方式稳定了各州财务。
发行欧元区联合公债,并创立欧罗巴成员国共同国库,需要经过周密的筹划。在全球金融市场上成绩斐然的欧洲青年金融才俊可以贡献出他们的力量。要确定需要发放多少公债,上限是预算审批过程中通过的赤字限度,确立发行时间表,以及利息支付相关措施。欧元区各成员国国库的负责人将通过有效多数投票的方式(个别情况下,需要全票通过)筹备该计划。
在实现经济、财政与税收同盟的过程中,我们还应当思考如何引入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团结机制,就像一九四九年的《德国基本法》规定的那样。
欧元区成员国之间存在着财富差异,就如同在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各省之间存在财富差异一样。这些差异不是因为各国之间人民的勤劳程度不同,或是当地工业政策、地区社会福利政策的管理不当。其根源在于各国国情差异,发展潜力、土地肥沃程度、自然资源分布、交通便利程度、海拔、教育水平与社会福利水平等种种差异。即便采用同样的税收措施,政府税收收入也会各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进行适度的收入分摊。当年《德国基本法》提出“在联邦政府内实现均衡的生活水平”,也是想要进行税务收入分摊。
当前还不能立即在欧元区开展这样的措施,目前欧元区还不是联邦性质,各国经济政策管理仍是十八个成员国政府及其地方政府各行其道。但是采取一些初步的措施并非不可能。
随着税收统一,也就是说税率与税基的协调,各个成员国将产生不同的税务收入:“富有”的国家比“贫穷”的国家征得更多税款。可以在这些国家之间进行税务收入转移,使得收入较低的国家也可以获得约等于其税收收入与其人口数量成正比情况下所可能获得税务收入的起码75%。
这种财政团结举措必须慎而又慎,但它体现了经济与货币同盟的意义。联邦制国家采取的替代解决办法,是由中央政府负责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医疗设施等领域的公共支出。通过这种方式,也可以均衡富裕省份与贫困省份之间的税收收入。 导语部分参考链接:https://www.sohu.com/a/435989469_115362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12/03/c_1126817148.htm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3%A6%E8%8E%B1%E9%87%8C%C2%B7%E5%90%89%E6%96%AF%E5%8D%A1%E5%B0%94%C2%B7%E5%BE%B7%E6%96%AF%E5%9D%A6 原文作者|[法]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摘编|刘亚光编辑|罗东导语部分校对|李世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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