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沈联涛:面对千年变局,世界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2021-01-22 23:32:44

撰文丨董牧孜 过去一年里,全世界都忙于应对一场疫情引发的全球性的治理危机。狄更斯对于19世纪的描述——“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同样适用于当下。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在恐惧通胀的同时,害怕通缩;在不平等加剧的同时,迎来始料未及的繁荣;在资源枯竭的同时,科技突飞猛进。 在经济学家沈联涛(Andrew Sheng)看来,在表面的平静之下,疫情所催发的一系列问题依然在生长,且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在过去的两个十年里,我们经历过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如今看来,这些似乎不过是历史重要转折的前奏。世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的大转折,这体现在科技、金融、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 沈联涛(Andrew Sheng),现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中国证监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投资公司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领导小组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院杰出研究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可持续金融顾问委员会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布里斯托大学荣誉副校监。 曾任,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1998年10月—2005年9月连续三届担任香港证监会主席,1993—1998年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自2003年以来担任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和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召集人。2013年3月,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年度“全球百名最具影响力人物”。 沈联涛现任中国银保监会首席顾问,曾任前马来西亚中央银行首席经济师、助理行长,世界银行高级经理等。今年,沈联涛的《十年轮回》典藏版第四次再版,新增了一篇回应当下的长序。他始终在关注新全球危机的成因与演变。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沈联涛认为当下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以美国为例,尽管在疫情冲击下经济形势不佳,就业率低迷,但美国股市在经历了几次历史上罕见的熔断之后,受到比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更慷慨的救市方案刺激,再次攀升至历史新高。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如今发达市场的股市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现象日益明显,这是一个危机重重的症候。 “今天资本流动在全球金融体系里几乎不受限制,但宏观经济政策和管理却只能在各国境内实行。这就是全球化的缺点。”在沈联涛看来,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的崛起,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传统。相比以演绎和归纳为基础的西方思维,东方思维是溯因推理,从实用主义出发,去“推测”即将发生什么。 沈联涛对传统经济学的线性机械论一直有很多批评,他关注复杂性理论带来的启发,并从中发现了中国哲学的影子。在他看来,从约公元前一千年的《易经》,到量子技术兴起的21世纪,“中国思维已经绕了一个圈”,为我们今天更新思维范式提供了有力的思想资源。 “我们最大的危机还是范式危机。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之所以没能在危机爆发之前有所预见,是因为我们反思的方向错了,我们总想用老方式解决新问题,用19世纪的理论看待21世纪的问题。”世界想要做出改变,首先应该改变思维,以百年、千年的尺度来理解过去。 《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典藏版),[马来西亚] 沈联涛 著,杨宇光、刘敬国 译,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6月。这本书从历史、宏观、微观三个层面,剖析了导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种种原因,以有别于西方经济学家传统的看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全球经济走势的亚洲视角,深刻揭示了危机背后的一些结构性、长期性和制度性成因。 新京报:从《十年轮回》所描写的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到今天的疫后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哪些根本性、结构性的变化?你曾在文章中感慨,2009年以来,一切都变了。那些关键性的时间节点,究竟改变了什么? 沈联涛: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到2007年、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我们目之所见的世界在这十年里改变了。 起初,我们只是看到一些改变的苗头。在互联网刚刚崛起的时代,我们根本预见不到它在日后会有如此的重要性。1998 年,腾讯成立,在当时,谷歌、苹果、亚马逊都没什么来头,而直到2000年纳斯达克科技股出现泡沫时,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科技崛起的加速性如此之强。 至于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时,大家立刻分析出美国的问题所在——金融体制过度杠杆化了;而欧盟债务危机的原因,则与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在银行货币制度上犯了错误。 2008年,美国为应对金融危机,央行推行货币量化宽松政策,以扩大资产,在十年之内基本就把利率减到了零,甚至还出现了负利率——全球出现了11万亿美元的负利率债券。在以往,我们往往通过利率估算价值,预算未来的现金收入,但在负利率的状况下,昔日的利率渠道失灵了,我们算不出价值了——资产成了泡沫,现在的价值则成了天价。 从2008年到2018年,这十年世界的发展更是惊人,世界仿佛什么都变了。十年前,我们大概还不敢想象中国会跻身“世界第二”;而就在一年前,我们恐怕做梦也想象不到会迎来新冠肺炎这样百年未见的大瘟疫。历史上,二战曾直接导致29万人死亡,如今,美国因新冠肺炎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这个数字。这一次的大萧条,失业率更高,加上贸易战形势不利,或许问题会比上世纪30年代来得更快、更广、更深,而其严重程度可能不是短期内就能解决的。 新京报: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世界经济今天的演变是否有脉络可循? 沈联涛:根据我最近拿到的新资料,从公元1世纪到中国宋朝的一千年里,中国GDP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4,印度占1/3 ,整个亚洲则占比高达73%。与宋朝同时代的欧洲非常落后,整个西欧在耶稣时代的GDP仅占全球的13.7%,时至公元1000年的黑暗时代,占比滑落至9%,而那时中国和日本则占据了全球70%的经济总量。时至明朝,欧洲的经济开始恢复,GDP占比达到了17.8% ,此时亚洲占比则高达63.2%。这一时期的亚洲大陆经济发达,人口众多,可谓大赢家。 然而,从明朝以来,英国海军发展起来,应该逐渐成为全球海洋帝国,格局逐渐逆转。到了公元1700年的康熙时代,英国已经进入了非洲和印度大陆,欧洲GDP占比达到19%,这时候亚洲经济仍占比60%。此时,美国、俄罗斯慢慢开始崛起。 1870年,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欧洲经济占比达到33%,此时逐渐崛起的美国占全球经济总量的9%,日后美国也成为海洋帝国。欧美经济总量加起来超过了全球的40%。此时,在亚洲国家里,中国经济占比仍是17%,而印度跌到了12%,整个亚洲的份额跌到了1/3。 而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欧美发达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到了世界总量的一半,而中国和印度分别只有4.6%和3.1%,整个亚洲占比16%。在21世纪,中国则经历了迅速的崛起。由此可见,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是非常猛烈的。如今,这些国家都已经走出轮回,走入了数码经济的不同时代。 今天全球人口已经超过80亿,我们是否可以支撑这样的数字还是个大问题。到2100年时,全球人口可能达到100亿,全球大环境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 如今,我们每天产生的虚拟经济信息量大到惊人,量子计算机也被发明出来,科技造成的改变可谓翻天覆地。2020年更是特殊的一年,我们经历了疫病、水灾、地震以及过冷和过热的天气,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 从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至2020年的疫情,世界面临着一系列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及其引发的地缘政治危机,如今还有医疗卫生危机,但我们最大的危机还是范式危机。过去二十年里,我们之所以没能在危机爆发之前有所预见,是因为我们反思的方向错了,我们总想用老方式解决新问题,用19世纪的理论看待21世纪的问题。 新京报:我们该怎么理解“19世纪的理论,21世纪的问题”?以你的领域经济学来说,一直以来,你对西方经济学体系都有很严厉的批评,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基本模型对世界的理解是机械化和片面的,它遗忘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起源;结果是不但无法预测全球金融危机,同样无法解释中国的崛起。主流经济学为什么会有这种路径依赖?我们的反思方向错在哪里? 沈联涛:传统经济学是一种线性的机械论,其问题在于缺乏活的生态系统的互动体制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经济理论以这种线性逻辑分析涨跌,然而金融市场实际上受到很多政治因素的影响。就拿美联储印钞放水来说,这显然不是依据经济学的逻辑,而是利益集团协调的结果。 西方线性逻辑总是把任何问题切分成不同部分来分别处理。面对一个复杂问题,会从经济论、物理论、地理论、政治论等不同方向切入,但每个领域的专家只知道自己的范式,也就成了坐井观天的青蛙,或者说摸象的盲人。 回头来看我们知识体系的更新,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量子力学创立,它所揭示的不确定性,就已经把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给淘汰了。但是我们的经济论,却仍然停留在牛顿式的线性机械论那里。 以美国金融危机为例。美国人试图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来缓解金融危机,大量印钞票救市,补贴出问题的企业。但关键在于,今天被救下的企业,能够在后疫情世界生存吗?如果它们不能继续生存,那就是大而不倒的僵尸企业,那就说明我们当下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治标不治本的。  面对未来疫情后的经济社会体制,不论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没有现成的课本和理论。事实上,我们处在一系列还没完全形成的新制度之中,这是一种量子化的“道可道,非常道”的情况。这就是“21世纪的问题”。 借鉴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同力量之间的博弈非常复杂,我们不可能得到完美的信息,最初的假设模型也可能是错的,可以说,没有可以完美预测的世界,事物总是有阴有阳,有好有坏。我们需要新范式来分析今天的问题。我们要更广泛、更深入也更长期地看生命的“道”,看它是如何通过不同力量的互动形成的。 新京报:那我们需要怎样的经济学新范式来处理“21世纪的问题”? 沈联涛:自由理论是一套政治经济博弈论战略,看清楚了这一点,就能认识到自由经济学实际上是个霸王论,是他们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亚当·斯密的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把当初英国帝国论逻辑化、合理化,全球经济越自由,财富就越流向伦敦,流向纽约。大国之争是钱权之争,也是范式之争。 我们今天还在学习美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美国金融监管的历史大约有250年到280年。然而,中国实际上才是最先研究监管治理的国家,中国有2500年的监管历史,我们可以在中国儒学中找到很多监管原则,而监管的关键问题所在也早已蕴含其中:官吏制度和利益集团的制约。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已经蕴含了复杂经济、开放经济关于不确定性的理念。爱因斯坦的概念也蕴含了类似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量子力学的概念,与《道德经》之中开放的系统宇宙思维存在一致性。 如何把中国哲学科学化,在大历史中理解这些复杂问题,是非常困难的。2000年前的《易经》有一套有效的宇宙阐释理论,只是后人没有把它进一步科学化。没有使国学理论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是我们的错误,也是今天范式更新的突破点。这是我近年来尝试努力的方向。  新京报:问题在于,不论是在知识体系还是社会生活上,中国人都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断裂。你觉得在如今中国经济实践的方式中,还能看到鲜明的东方哲学和文化传统底色吗?鉴于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建基于现代性、全球化的世界,这种东西方差异在21世纪依然明显吗? 沈联涛: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关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其特色,但还尚无定论,我一直很希望能结合国学和西方理论来论述这个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觉得一切交给市场就搞定了,但事实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并不能完全解决结构性问题。相比而言,中国的实践是很“物质”的,如今,西方也开始觉得这种“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道理是很正确的。对于现实的变化,学术界或许没办法追踪得这么快,但我们可以分析复杂经济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如今应该建立一种系统观了。 新京报:要建立有系统观的经济实践逻辑,难点在哪里?就拿金融化的问题来说。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时你指出,“政治家们不敢进行痛苦的经济改革,而是依赖央行狂印钞票了事,希冀能以此换取足够的时间。结果却是长期的痛苦,并伴随着时不时涌现的小危机。”我们需要怎样结构性的经济改革? 沈联涛:金融化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难题。两年前,还没有人谈虚拟货币;而如今,全球数码货币、国家主权数字货币,现在都成了全球化的大热门。 犹太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有“三个世界”的理论,包括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和观念世界。套用他的逻辑,我们的实体经济就是第一世界,是物品化资产。人们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把第一个世界或者第二的产品,引申成第三个世界,也就是虚拟世界的东西。于是,政府和老百姓的实体资产,可以变成央行的负债;央行的负债,也可以变成老百姓的资产。 金融世界如今发展得越来越复杂。以前金融世界还有两个约数,一个是利率,利率偏高时,杠杆不可能无限大;第二个是政府对印钞票的硬性约束,以黄金或政府的威信来作为负债的担保。如今美元印钞越多,美元就越贬值,美元衍生产品也会贬值。如此一来,虚拟货币与实际开始脱钩,人们就可以在“第三世界”里浑水摸鱼,一些公司就成了“大而不倒”的赢家。如何让金融为老百姓服务,是非常大的挑战。美国人的金融是为有钱人服务,但中国金融实际上是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股市是美国繁荣的重要基石。美元股市花费了70年赶超英国的金融体制。相比而言,中国是全球储蓄最大的国家,但股票融资总量只占融资总量的2.8%,美国股市比中国股市大2.9倍。中国精英还没有认识到股市重要性,人民币走出去是一个漫长的图景。  新京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秩序造成了干扰和一定程度的中断,面对新一轮可能出现的全方位的危机,世界需要做出怎样的改变? 沈联涛: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完全过了。资本主义注重资本,轻视劳动力,今天资本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劳动力价值,于是富人更富,穷人更穷。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我们看到那些从事全球最需要的工作的人,拿到的薪水却是最低的。在美国,有大量底层黑人死去。 回顾资本主义的历史,20世纪福特汽车建成制造业的线性供应链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将不同人变成各自领域的专家。福特公司开始为员工加薪,尽管这样做的初衷是自私自利的——为了让员工有钱买福特生产的汽车。这时候,社会不公开始出现,但由于普遍公道的薪水,美国上世纪50年代的平民也能过上富裕的生活。 然而,如今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中产阶级也觉得薪水不够用了,正是这种不公平感催生了民粹主义。资本主义走进了道德的死胡同。美国左翼希望推动社会主义,本质上就是要处理美国的资本主义底色。然而,还有一大批人看到问题存在却不去试图扭转。或许此时,我们要尝试走回到中国的中庸之道。 撰文丨董牧孜编辑丨 走走校对丨李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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