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大家为何经常误解福柯对“性压抑”学说的批判?

2021-01-20 01:19:19

性压抑假说是当今社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假说,该假说自弗洛伊德肇始,经马尔库塞的加工后风靡一时,影响了许多文艺作品和社会运动。福柯对性压抑假说的批判也大名鼎鼎,许多人却误认为福柯反对性压抑的存在。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李银河的《性学入门》。
《性学入门》,李银河著,新经典·琥珀 | 上海三联书店 2021年1月版。
原作者 | 李银河摘编 | 徐悦东
在人类社会中,性的完全自由是从来没有过的。人的性欲冲动总是不得不受到各种各样的压抑。在压抑最严厉的时候,人的这一冲动只能跟一个特定的人(如配偶)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如卧室)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如夜晚)以特定的方式(如传教士式)为了特定的原因(如生殖)才能得到宣泄。在这种情况下,同特定的人之外、在特定的地点之外、在特定的时间之外、在特定的方式之外、因特定的原因之外的性活动将会受到法律、道德、习俗的惩罚。这就是性的压抑。 人类的性行为会受到法律、习俗等形形色色的社会规范的制约,通过性的社会化,人们学到了与所属的文化相适应的性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社会不仅关注人们的性行为方式,而且其规范渗透到私生活的缝隙之中。来自道德传统、法律和社会舆论的性价值观念起到两种作用:行为指导和社会控制。除了内在机制如犯罪感和羞耻感的作用之外,文化制度和习俗也通过外在的方式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例如在大多数社会当中,人的性活动都要受到婚姻制度的制约。 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当中,控制人类性活动的这些规定有不同,有些更严厉一些,有些较为宽松。例如,在西方一些国家,两个同性别的人可以结婚,这两个人就可以互为法定的性对象;在有些国家,同性关系非法,与同性的性关系就要受到法律或社会舆论的惩罚。在不同的时代,这些规定也有不同,有时更严厉一些,有时较为宽松。例如,在宋明时代的中国,女性在丈夫死后不得再嫁,必须守节,她们的性需求受到严厉的管制和压抑;而在当代中国,寡妇再嫁的压力就小了许多。
李银河
从弗洛伊德到马尔库塞,性压抑假说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变化?
有关性压抑的理论存在着一个论争和演变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论点来自弗洛伊德、马尔库塞和福柯。
弗洛伊德是最早提出“性压抑”这一说法的人。他认为,性的压抑是人类为文明所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在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理论中,本我相当于原始的冲动,一种没有经过压抑的性欲,也是一种从人的身体和精神深处生发出来的原始的生命力,这种冲动必须由社会这个超我来加以规范、压抑,这样才最终形成了一种能够适应社会生活的自我,这些自我和睦相处,形成一个文明的社会。他认为,为了社会的利益,个人必须限制或压抑自己的快乐。这种压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维持社会的性秩序;另一个是增加人的生产力,其途径是通过将性的欲望和冲动升华到艺术、商业和智力的活动中去。 在弗洛伊德版的性压抑理论中,升华理论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指出:伴随文明而来的种种不满,实乃性本能在文化压力下畸形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性本能一旦受制于文化,没有能力求得全盘的满足,它那得不到满足的成分,乃大量升华,缔造文明中最庄严最美妙的成就。如果人类在各方面都能满足其欲望,又有什么能催促他把性的能源转用在其他地方呢?他会只顾着快乐的满足,而永无进步。由于论证了压抑的合理性,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被批评为“富于清教主义气息的信仰”。 弗洛伊德在他创造的性压抑理论中提出了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这对概念,并且认为,从快乐原则到现实原则的转变是动物性的人转变为人类的唯一途径。从心理机制上解释,快乐原则对应于无意识;现实原则对应于意识。由快乐原则统治的无意识所追求的只是获得快乐;现实原则则是对社会生活的适应。人类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所依赖的是动物性的内驱力,随着现实原则的确立,他变成了一个有机的自我。 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快乐原则被现实原则代替,这是一个巨大的创伤事件。弗洛伊德认为,这样的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它在人类和每个个体的历史中屡屡出现。从社会发展史看,这类事件最早出现于原始部落,在那里,父亲垄断着权力和快乐,并强令儿子克制。从个体成长史看,这类事件则出现在幼儿期,父母及其他教育者强令幼儿屈从现实原则,不能随心所欲。各种机构的制度都是现实原则的表现。在个体成长层面,被压抑的个体从孩提时期向一个有意识的社会生存状态发展;在社会发展层面,压抑性文明从原始部落向组织化程度更高的文明国家发展。这两个层面是相互联系的。 弗洛伊德认为,持续至今的原始而永恒的生存竞争造成并维持了现实原则对人的生理本能的压抑,它证明了压抑的合理性。生存竞争是永恒的,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的对立也是永恒的。
弗洛伊德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不可避免地要发生根本的冲突。他认为,这种冲突是由普遍的匮乏、生活窘迫和生存竞争引起并维持的。生存竞争对本能的压抑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手段和资源以满足本能的需要。因此,现实原则和快乐原则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马尔库塞赞同弗洛伊德关于对性自由的某种约束是文明的前提的思想,他也认为,对欲望的约束的内化是个体获得主体性的基础。他与弗洛伊德的不同点在于,他认为,关于物质上的匮乏是永恒的这个假定是错误的。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实原则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匮乏。在现实原则下,统治的利益要求对人的本能施加额外的压抑。这种秩序褒奖驯服的个体,惩戒越轨的个体,由此建构了整个的社会。性欲与文明的冲突随着统治的这种发展而发展。性越轨行为(如同性恋)以快乐原则的名义反对现实原则。由于同性恋无法繁殖后代,如果对它不加压抑,将不仅危及劳动力的再生产,还会危及人类自身的再生产。超我通过了对本我的非现实冲动的防范,确保了自我在现实原则下的发展。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人类的生活需求已经大大地得到了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对人口的需求(保种、人类繁衍)都已经大大地满足了,甚至已经过度满足了—人口爆炸已经成了无法回避的事实。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所施加的主要压抑性的因素—工作日的长度也失去了意义。人口和劳动力都处于过剩状态,人类不再有生育的压力,因此人类性本能(马尔库塞称之为爱欲)也就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据此,马尔库塞提出:可以把弗洛伊德的“本能压抑-于社会有用的劳动-文明”这一模式转变为“本能解放-于社会有用的劳动-文明”的模式。 弗洛伊德曾认为,本能的解放必定会破坏文明本身,因为只有通过克制和工作,也就是通过对本能能量的压抑性使用,文明才能得以维持。马尔库塞则认为,按照同一逻辑,在生存压力不再成为问题的社会发展阶段,秩序将成为美,工作将成为消遣,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马尔库塞认为,必须消除文明对人类性欲本能的压抑性控制。非压抑性秩序本质上是一种富裕的秩序。只有富裕的秩序才能与人类的自由相一致。这种非压抑性的文明只能出现于富裕的社会中。 这种对非压抑性的本能秩序的看法受到了最不受秩序约束的本能即性欲的检验。非压抑性秩序存在的条件就是,性本能借助其自身的原动力,在变化了的生存条件和社会条件下,在成熟个体之间形成持久的爱欲关系。而这种关系不一定要把性欲纳入一夫一妻的轨道。 随着文明的发展,对个人性欲的禁忌相应放松。肉体不再只是纯粹的劳动工具,它重新获得了性欲。这个过程不只是力比多的释放,还有对它的改造,即把它从限于生殖器的性欲改造为对整个人格的爱欲化。人的整个身体都成了性欲的基础,本能的目标不再是仅仅与异性的生殖器接触,多形态的性欲也不再对文化构成威胁。 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认为,性的重塑是人类历史的主要目标。他认为,性的越轨表明了对生殖、生殖器性行为霸权的反抗,是对被奉为正常的性形态的“强烈拒绝”。所谓“变态”的性与压抑相对立,它存在的依据就是快乐原则。性解放的观点表明,从生理学角度证明异性恋是唯一“正常”的性欲形式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传统观念中所谓“反常”性欲(同性恋、虐恋等)不过是性爱和自我认同的合理表现。“对多种性倾向的认同和对生活方式多样性的接纳是相互对应的。”所谓“正常的性爱”只不过是人们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性多元主义的目的就是克服性对于我们生活的控制。马尔库塞认为,一个非压抑性的社会应该是性越来越摆脱强制性的社会。 马尔库塞的性变革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性政治中产生了极大影响。他因此被誉为性解放运动的精神领袖。60年代后期的新激进理念、边缘群体(妇女、同性恋、黑人)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反抗是马尔库塞思想的具体化。 女性主义性自由派的代表人物鲁宾(Gayle Rubin)也是反对性压抑的一员主将。她认为,在西方的性文化传统中有一种对于性的否定态度。西方文化一般把性视为一种危险的、具有破坏性的、反面的力量。大多数基督教传统,遵循着圣保罗的观点,认为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罪恶。只有婚内以生殖为目的的性和不追求快感享受的性,才有可能赎罪。这种思想又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生殖器官在身体器官中具有内在的低下性,比精神、灵魂、心,甚至于比消化系统的上半部分(排泄器官的地位与生殖器官接近)都要低下得多,远不如后者神圣。这种观念到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独立的生命,而不再仅仅依靠宗教而成立了。 鲁宾认为,西方文化总是对性持怀疑态度。它在理解和评判任何一种性实践时,总是尽其可能采用最坏的术语来表达。性在被证实无罪之前总是被假定为有罪。结果是所有的性行为都被认定为是坏事,除非可以提出使它免罪的特殊理由。最可接受的理由是婚姻、生殖和爱情。有时还可以加上科学方面的好奇心、美学体验或者长时间的亲密关系。但是,性的能力、智慧、好奇心或创造性的实现,全都需要某种借口。而其他种类的快乐,如对于食品、小说或天文学的享用,就不需要此类借口。 鲁宾一再将性欲与食欲加以比较,以揭示人们在性问题上的错误观念。她指出,在压抑性性观念的长期统治之下,人们有着太过深重的焦虑,女性尤甚:女性对自己的欲望感到羞耻,对性自由感到恐惧。性的法律与宗教态度相辅相成,它们都认为,非婚的非异性恋的性是极度可耻可恶的罪恶,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在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历史上,仅仅一次出于自愿的肛门插入行为就可以判死刑。在某些国家,直到今天,肛交仍要判20年徒刑。在价值观或行为方面的一点点与众不同,往往会被当作天大的威胁。虽然人们在看待什么是恰当的饮食方式的问题上也会不耐烦,也会愚蠢,或者具有强迫性,但是食谱的差异很少能够像性趣味的差异那样,激起那么多的愤怒、焦虑和纯粹的恐惧。这一切在鲁宾眼中就是性的压抑。 性学家凯查杜里安认为,在性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上,试图约束性爱的社会力量有两个基本观点。第一,对性的宽容会导致性放纵,它侵害家庭,破坏社会结构,消弱国家力量,并使社会解体。第二,无节制的性行为会消耗掉人们本可用于建设和创造的精力。一种政治体制越具有控制力,越倾向于独裁,那么它就越缺少对性的宽容,反之亦然。
福柯对性压抑学说的批判,为何最容易引起误解?
在福柯之前,性压抑理论一直在性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认为性压抑是文明进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还是认为在富足的社会可以解除性的压抑,性压抑的存在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 在《性史》中,福柯是以对“压抑假说”的批评开始的。福柯的早期作品,似乎也同意权力首先是一种压制性的力量,但是在《性史》中,他第一次提出,权力还是“一种产生快乐的机制”。性在现代文明中并没有转入地下,而是一直在被讨论和探究。对压抑假说的批判是福柯提出的各种新思想中引起了最多误解的一个观点。 由于压抑假说乍一听上去与现实情况相符,因此它一向得到广泛的承认,从来没有人对它产生过丝毫怀疑。而福柯对这一假说提出了三点质疑:第一,自17世纪以来性受到极度的压抑,这一点是否自明?第二,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机器本质上是否具有压抑性?第三,政教分离主义运动是构成了权力机器和它操作的或操作它的压抑的真正对立面,还是相反,构成了它所谴责的同一历史网络的一部分? 首先,福柯指出:“关于现代性压抑的议论立足颇为稳当,这无疑是由于它极易立足。它有着历史与政治的庄重保证。人们将压抑时代的到来定在经过千百年的开放与自由表达之后的17世纪。”压抑假说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占据着主流话语的霸权地位,它假定,性经过了很长一个自由表达的时期,那是从古代一直到17世纪。从17世纪开始,性进入了受压抑时期,而到了十分晚近的时期,由于反对性压抑的力量奋起抗争,性才渐渐走出压抑的阴影。而福柯认为,17世纪之前并非没有压抑,17世纪之后也并非全是压抑。所谓启蒙和解放的学说只不过是神学的一个现代变种。
福柯 其次,对于压抑假说,福柯提出了根本的质疑:“我要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为什么会受到压抑,而是为什么我们会说自己受到了压抑,而且说的时候带着那样强烈的情绪,对我们不久的过去、我们的现在乃至我们自身都是那样的愤怒?”由于这种愤怒完全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就越发可疑。如果说我们的性从17世纪以来一直受到严重的压抑,不许说它,不许做它,这种愤怒倒还可以理解,但在福柯看来,这几个世纪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于是这种愤怒就不仅没有道理,而且显得相当可笑了。 第三,福柯根本反对性与权力完全对立的观点,进而反对对性的肯定就是对权力的否定这一观点。福柯指出:“快乐与权力既不是互相抵消又不是彼此对抗,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重叠和互相支持。它们凭着兴奋跟刺激的机制联结起来。”因此我们不可以认为性欲本身与权力是对立的,不可以认为解放性欲就是反对权力的革命行动。其实,性欲和权力是相辅相成、狼狈为奸的。 福柯的批判矛头直指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这种新左派的思潮。这一思潮的基调恰恰是:性受到了压抑,陷入沉默之中,讨论性问题本身就是代表自由的一方向权力开战。对福柯批判的误解由此而来:既然你批判了压抑假说,你就是认为权力没有压抑过性。其实,福柯的观点是:权力与性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而不是相互对立的。他并没有否定性受到了压抑,只是否定了权力与性的截然对立。 性的话语是如压抑假说所假定的那样在权力之外吗?言性就是向权力的挑战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福柯指出:“18世纪以来,性从未停止过激发人们的论辩热情。这些关于性的话语从未脱离权力或在与权力对抗的情况下增衍,而是恰恰在权力的范围之内并作为权力运作的手段。社会的一切阶层无不齐心协力去鼓动人们开口,到处都有供听取与记录的机器,供考察、讯问与系统论述的程序。” 在一次采访中,有记者说:性学家、医生们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性的不幸来自压抑,人们要得到幸福,就要争取性的解放。福柯说:“是的,因此他们为我们设下巨大的圈套。他们的观点大致如下:‘你有性的问题,你的性行为遭受了挫折,你因此一蹶不振;虚伪的禁戒政治压抑它。到我们这里来吧,告诉我们,向我们表露和坦白你不幸的秘密……’这种类型的话语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权力控制的工具。同以往一样,它利用了人们所说、所想和所希望的东西。它利用了人们的心愿:人们总是相信,为了得到幸福,只须跨越话语的门槛,解除一些禁戒就行了。但是,事实上,这样做的后果是导致压抑,把反叛和争取自由的运动引向歧途。”在基督教所大量推行的忏悔实践中,全套的性知识、性话语和性规范控制了人们的性实践。 福柯要表达的观点是这样的:压抑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绝不仅是禁止说、限制做这一种形式,它还有鼓励言性这样一种形式。在人们被鼓励言性并且以为自己已经因此获得了自由和解放的时候,他们却被权力更牢固地控制起来,受到了更深的压抑。它的严重后果是将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引入歧途—人们对更深层的压抑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反而以为自己已经活在自由和解放之中。 如前所述,关于性压抑的观点是福柯思想中受到最多误解的一个观点。人们以为福柯在说,从17世纪以来,性并没有受到压抑。福柯对此也做过多次解释。在一次答记者问中,在谈到《性史》这部书时,福柯是这样说的:“说起来,这本书倒不是要否认性压抑的存在。我想表明性压抑永远是更加复杂得多的有关性的政治策略的一部分。事物并不仅仅被压抑。就性这个问题而言,总是存在很多其实并不完备的限定,它们既有消极的阻挠的效果,又有积极的刺激的效果,二者相互平衡。性在19世纪运作的方式,既受压抑,又通过心理学、精神病学这些技术手段的分析,被置于光天化日之下,受到强调,从而表明那不仅仅是一个压抑的问题。” 从抽象的层次看,福柯所强调的是:事物在受到压抑的同时,也受到强调;而就性这个具体事物来说,它所遭受的不仅有消极的压抑,也有积极的刺激。性被人们用各种方式在各种场合不厌其烦地言说,仅仅说它受到了压抑,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权力对性不仅有排斥性的干预,而且也有肯定性的干预。 权力与性的关系是《性史》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福柯在《性史》第一卷中写道:“性成为国家与个人中间的一个问题,一个公开的问题;在它之上结成了话语、专门知识、分析与禁令纵横交错的网。”他认为,任何现代权力体制的运作都不能脱离性的状态,因此性是所有的权力都不能忽略的资源。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性成为一个国家权力控制个人的工具。 福柯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压抑假说,而是提出了一些新问题:性话语导致了哪些知识?是什么在支撑这种性话语的“权力-知识-快乐的制度”?我们应考察“权力如何涌过话语形成的海峡而达到、穿透和控制个人,直抵人们那最隐蔽的性快乐”。福柯并不否认压抑的事实;他所拒斥的是集权化的、压抑性的、铁板一块的权力观。压抑无非是与话语(和沉默)、权力(和禁止)、知识(和错误)有关的复合机制产生的结果。性话语隶属的不是压抑过程,而是刺激的增长,求知意志并没有受到禁忌的阻碍,而是致力于创建性的科学。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一套性的话语和性的科学才是真正束缚我们的绳索。 在《性史》中,福柯描述了一个过程,那就是权力从否定变为肯定、从二元对立变为多样化的过程。他把癫狂与性所受到的不同待遇加以比较后指出:“当癫狂在至少一个世纪以内是否定性操作的对象的时候,性却在同时成为肯定性的领域。但是,到了19世纪,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权力的两大技术—其一对性进行生产,其二把癫狂隔离开来—互相错综交织起来。对癫狂的权力技术从否定变为肯定,从二元对立变为复杂和多样化的形态。”福柯承认,他想做的事情是“在人们通常强调否定的机制的地方发现肯定的机制”。性压抑假说一味强调社会上的性规范否定性活动、压制性活动的一面,而福柯提醒我们注意的是性的话语肯定、鼓励、刺激人们言性的一面。由于性压抑假说占据了主流话语霸权,性话语的另一面往往被人忽略。 福柯对压抑假说的批判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例如,鲁宾就认为,由于福柯过于强调性的发生方式,他否定或者缩小了政治意义上的性压迫的现实。他在对这种现实的解释方面显得脆弱。福柯极为清楚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即他并不否认性压迫的存在,但是必须把这种压迫放在一个宏大的历史或精神动力机制中来加以理解。在西方社会中,性一直被建构在一种极具惩罚性的社会框架之中,一直受到极为现实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控制。现代东方社会也并不比西方高明多少。我们必须承认压抑现象的存在,以便揭露它,批判它。
原作者 | 李银河摘编 | 徐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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