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日本,也遇到过这些“成长的烦恼”

2021-05-18 11:59:25

近日,日本决定通过海洋排放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实际上,回顾日本战后经济史,我们就能发现,即使在战后经济高速腾飞的年代,日本也曾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成长的烦恼”。如何应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下文摘编自日本历史学家古川隆久的《毁灭与重生》,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日]古川隆久摘编|李永博
《毁灭与重生:日本昭和时代(1926—1989)》,[日]古川隆久 著,章霖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3月
01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
已经面临着超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同样存在着不少问题。1964年11月佐藤荣作内阁上台以后,就将纠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作为执政的目标之一,可见当时的日本对于这一点已经有了相当广泛的认识。1962年,东京、名古屋以及京阪神三大都市圈每年增长的人口数量达到60万的峰值,东京都的人口在这一年超过了1000万,东京成为世界上首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城市。 这一时期都市圈内的人口增加,主要得益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大量农村和地方城市出身的中学毕业生集体前往大城市就职。当时的农村已经不需要更多的劳动力,而城市的工业发展则出现了人手不足的问题。虽然参与集体就职的人常常因为劳动环境不佳等原因而离职,但正是这些年轻人和其他从农村前往城市谋生的人们,共同支撑起了日本的战后经济奇迹。 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东京常常因为供水不足而断水,这种情况即使到了60年代也没有好转,几乎成了人们的日常。大城市里的交通状况也相当糟糕,堵车时有发生。仅1962年一年,东京就出现了1万次堵车,大阪也有5000次。空气污染问题也不容忽视,大城市一到冬天就经常出现雾霾。1970年7月,东京出现了在室外突感不适甚至晕倒的人,其原因便是光化学烟雾。这是来自汽车、工厂等处的污染源排入大气,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产生的有害气体。之后,东京开始对光化学烟雾进行监测并对民众发出警报。 交通事故也不断增加,1962年全国的交通事故数量达到43万起,因交通事故死亡1.1万人,受伤超过30万人。大众媒体上甚至出现了“交通战争”的说法。 对于这些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政府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建设了水库、净水厂、上水道等设施,修整和新建道路,设置红绿灯、人行横道、护栏、道路标识、人行天桥、立交桥等交通设施。但是,这些计划都没能赶上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步伐,导致在现实中出现了诸多问题。1963年4月社会党的飞鸟田一雄当选横滨市市长,1967年4月社会党与共产党推荐的美浓部亮吉当选东京都知事,这些都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民众对于城市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十分不满。自来水的短缺问题在60年代后期逐渐得到改善,1966年通过法律推进交通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使得“交通战争”的状况也慢慢得到缓解。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在1970年达到顶峰,有超过1.6万人丧生在路上,之后终于开始减少,1976年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到了1万人以下。
《毁灭与重生》的作者古川隆久,现任日本大学文理学部教授,从事历史学研究已经30多年,专攻昭和史。他曾凭借《昭和天皇》一书,获得“三得利学艺奖”(相当于“日本年度最佳图书奖”)。
02那些年载入史册的公共交通事故

在这一时期,公共交通工具也多次发生惨痛事故。1962年5月发生的国铁三河岛事故造成160人丧生;第二年11月又发生了国铁鹤见事故,导致161人遇难;1966年发生4次空难,总计造成371人死亡。其中的三河岛事故,可以说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出现的各种弊端的缩影。 1962年5月3日夜里,位于东京都荒川区的国铁常磐线三河岛站,一列下行货运列车在红灯情况下错误发车,并在撞到阻挡列车的车挡后出轨,部分车厢阻挡了下行本线,与下行的客运列车相撞,导致客运列车出轨。客运列车的部分车厢被挤到上行本线,几分钟后上行列车驶来,与出轨列车相撞,并碾压了许多为了避难而进入线路的人,造成160人死亡、325人受伤。
三河岛事故 事故的原因被归结为列车时刻表的安排过于紧密,以至于超出了铁路职员注意力的极限,以及铁路安全设备不够充分。当时的列车乘务员没有能够互相联系的无线电设备,列车也没有安装车内广播设备。因为经济发展带来的运输量增加,国铁只能不断增发列车。对于时刻表安排过于紧密的问题,国铁计划将东京近郊的铁路扩展到四线。在事故发生之后,国铁开始导入列车自动停车装置、无线通话设备和车内广播设备。常磐线也在1971年4月实现了四线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就这样通过经济实力得到了解决。 1966年,先是在2月发生了全日空客机坠入羽田海面,133人遇难的事故;3月相继发生了加拿大太平洋航空的客机在羽田机场着陆失败,64人遇难的事故,以及英国海外航空的客机在富士山上空解体,124人遇难的事故;11月又有一架全日空客机坠毁在松山海面,造成50人遇难。羽田机场的航班过于繁忙,被认为是接连发生重大事故的原因。由此产生了在千叶县的成田建设一个国际航班专用机场的计划,但是因为与当地民众的沟通不够充分,成田机场自建设之初就饱受反对运动的困扰。直到1978年机场启用之后,反对运动也一直没有停息。  03不断滋生的公害问题 公害问题可以说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最大的社会问题。1959年3月,四日市的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第一期工程完成。之后,随着日本各地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兴建,有不少人因为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气而患上了哮喘。受到四日市哮喘和水俣病等公害问题的影响,1963年,在静冈县骏河湾东部建设石油化工联合企业的计划受到当地居民的反对,理由是政府出具的没有发生公害危险性的调查报告存在错误。他们的反对运动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最终迫使建设化工企业的计划在1964年9月取消。这体现了对于个人权利和民主决策的尊重,可以说是新宪法和战后教育的成果。
四日市的哮喘病患者 1965年6月,在新潟县阿贺野川流域也出现了与水俣病症状一致的甲基汞中毒患者。1967年4月,发现昭和电工鹿濑工厂排出的废水是造成甲基汞中毒的原因,但是政府和企业都极力隐瞒这一问题。同一时间,在富山县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痛痛病的奇怪疾病,这是三井金属神冈矿业所排出的废水中所含的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造成的。1967年6月,新潟县的水俣病患者正式起诉昭和电工,要求赔偿。 面对这种情况,本就有心纠正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的佐藤荣作在1967年8月主持制定了《公害对策基本法》。这一法律要求企业采取措施预防公害发生,并在公害发生以后对受害者进行赔偿,经济界因此在法案审议过程中施加了诸多压力,使得法案中的一些内容遭到删除。但是,这部法律还是最终得以问世,说明国家已经不得不正视公害问题,并对受害者伸出援手。在《公害对策基本法》通过1个月后,四日市的哮喘病患者起诉排污企业要求赔偿,1968年3月,痛痛病患者及其家属也选择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 1968年,厚生省将痛痛病和水俣病认定为公害病。1968年6月,熊本县的水俣病患者起诉窒素公司。1971年7月,政府成立环境厅,专门应对公害与环境保护问题。1972年,通过立法规定了企业在公害问题上的无过失补偿原则。 到1972年,有关公害病的多起诉讼都被地方法院判决原告胜诉。企业方面不是放弃上诉,就是上诉被驳回,只能选择与受害者和解。但是,在最早发生的熊本县水俣病问题上,因为有受害者在诉讼中要求追究国家与县政府的责任,加上对救济对象的认定标准有争议,使得问题至今尚未得到完全解决。 这一时期特有的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只有公害问题,还有吃药反而吃出病的“药害问题”。1962年5月,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联邦德国生产的安眠药“反应停”造成服用者生下的婴儿先天畸形的消息,在日本生产同样药物的公司只好停止贩卖这一药品。虽然厚生省和制药公司在前一年的11月就已经了解到这一药物在联邦德国造成的问题,但是并没有马上停止销售。这一缓慢应对造成300多名新生儿受到影响。因为国家和企业都不愿承担责任,受害者的亲属最终选择起诉国家和制药公司。1974年10—11月,相关诉讼相继和解。受此事件影响,药品管理的相关法律得到修正,新型药物的试验制度也被强化。 “反应停”事件尚未得到解决,日产和丰田又在1969年5月相继出现车辆质量问题。1966年美国制定法规,出台了汽车召回制度。但是,日产和丰田在之后几年里都没有执行召回制度,而是私下回收修理有缺陷的车辆。这一问题被美国媒体曝光后,通过日本媒体传回国内,也让日本国内民众了解到了美国的汽车召回制度。 当时主管贸易的通商产业省考虑到汽车是日本的重要出口产品,因此对于公开汽车存在缺陷的事实并不积极。但是因为媒体的曝光,其他厂商生产的汽车也陆续被发现存在缺陷。最终发现当时日本国内使用的日产汽车当中,每10辆就有1辆是应当被召回的。各大厂商不得不正视这一问题,运输省也将公布汽车存在的缺陷规定为厂商的义务。在这以后,国外对于日产汽车的评价反而更好了,1971年日本汽车的年出口量达到372万辆,位居世界第二。 1969年10月,合成甜味剂甜蜜素被怀疑具有致癌性,因此在美国被停用。一直以来甜蜜素在日本被广泛使用,但在媒体报道了美国的情况之后,日本也禁止了这种甜味剂的使用。自此以后,人们开始关心起食品添加剂的安全问题。 这一时期的教育问题也较为突出,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在义务教育结束后选择升入更高一级的学校。加上在战后的婴儿潮中出生的人也差不多到了初中毕业的年纪,增加高中数量的呼声日益高涨。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这种需求,但还是更多地考虑了经济界的希望,建设了一批工业高等学校,来为企业培养技术工人,并对高中进行排名,由此引发了高中的入学竞争,也使得大学的入学竞争更为激烈。 为了减轻学生的中考负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不依单次考试的成绩决定入学资格,而是在考核中重视记录了学生初中时期各种情况的“内申书”。60年代中期,又诞生了“偏差值”这一概念,这是衡量学生能力的一项指标,人们可以通过这一指标选择报考学校。然而,内申书被批评会压制学生的个性思想,而偏差值的导入则进一步加剧了高中的高低排序,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其中不少在几年之内就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但是,也存在熊本水俣病这样的事例,虽然发现很早,却迟迟得不到理解,以至于长久都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给受害者及其家属平添了许多痛苦。从各类公害问题受害者的立场来看,政府的应对措施还无法说已经完全到位。但是相比战前的足尾矿毒事件,政府的应对还是有了长足的进步。政府和企业承认错误,承担自身的责任,对公害问题受害者进行赔偿,这是理所应当的。而《日本国宪法》中尊重个人权利和民主程序的理念,是让这种“理所应当”成为可能的重要原因之一。遗憾的是,在昭和时代结束进入平成时代之后,日本还是出现了“药害艾滋事件”,昭和时代药害问题的教训被遗忘了。 
撰文|[日]古川隆久摘编|李永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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