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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大山里 31岁的特教校长与97个不普通的孩子-岑溪新闻网

贵州大山里 31岁的特教校长与97个不普通的孩子

2021-05-15 14:33:56

从黔西南州府兴义市出发,到达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要绕过太多大山,地图上的路线轨迹永远是弯弯曲曲的。这所贵州唯一建在乡村的九年寄宿制特殊教育学校,目前有97名在校寄宿生,“他们都不是普通的孩子。”31岁的黄国荣,在这里当校长已经五年了,他用整整五年,为当地脑瘫、智力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自闭症等特殊孩子建起了第二个家。
 “特殊教育不是一个很容易获得成就感的职业。”特殊孩子们的记忆时间是很短的,学过的东西转瞬即忘,在黄国荣看来,这个职业是在与时间对抗,需要用长时间的“重复”,去巩固孩子们的短时记忆,用最耐心的培育和等待,去期盼孩子们能够掌握一些最基础的生活技能,那些进步,就像无尽长夜中瞬间绽放的花火,“但你知道的,只要有那么一瞬,我们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 午休时间,黄国荣(左二)和孩子们在一起玩耍。》,超30万人口的县市都应设立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普安县人口在35万上下,唯一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建立在县域南部,也是贵州唯一一所建在乡村的特殊教育学校。 这所2016年正式开学的特殊教育学校学生不足百人,根据入学年份和孩子的不同程度,进行分班分年级教学,学生的年龄在7岁-15岁不等。我国将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的特殊儿童分为8类,黄国荣任校长的这所特殊教育学校,是普安县脑瘫、智力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自闭症等特殊孩子的第二个家。 成为最年轻校长 今年31岁的黄国荣已经在这所学校里当了五年的校长。无论是五年前,还是当下,在整个贵州的特教学校中,再没有哪个校长比黄国荣更年轻。 大课间时,黄国荣(中)和老师学生一起唱跳手舞操。,是这所大学特殊教育专业的第一届本科生。这是一个相对冷门的专业,在全国3005所高等学校中,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只有不到2%的高校。 报考特殊教育专业,是黄国荣自己的选择,这与儿时的经历有关。爷爷的弟媳一般被叫做叔婆,在黄国荣的故乡,叔婆也被叫作“幺奶”,“她是听觉语言障碍人士,但她从小很照顾我,会带我一起去山上放牛,砍柴,割猪草。”在黄国荣的记忆里,幺奶质朴,勤劳,有时看到自己在山上因为贪玩受伤,幺奶会近乎本能地心疼和着急。小时候的黄国荣不懂如何与她沟通,只知她对自己好,心里感激,又同情幺奶的命运。 黄国荣的家乡在普安县的另一头,北部的龙吟镇被称作中国苗族第一镇,在这里少数民族聚居,97%的人都是苗族。小时候,寨子里没有人听说过所谓的“特殊教育”,整个普安县也没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当时年纪小,就觉得学这个专业有用嘛,能帮助很多人,能让像幺奶一样的特殊人群有个出路。” 很少有家里人了解黄国荣自己的选择,更没有多少人看好这个专业。在高考结束的那个暑假,亲戚们道喜的电话都是兴冲冲地打来,垂头丧气地挂掉。“特殊教育专业是干什么的?”舅舅听说后也跟着叹气,“平时让你教表弟做功课都很困难没耐心,你怎么选这个专业,这不就意味着要去教那些不正常的人?” 多年以后,黄国荣也会承认自己低估了特殊教育的难度。“原来只以为特殊教育就是教他们语文、数学知识,真正上了大学,和真实的学生有了接触,才明白其中的难度比想象的大得多。” 以重复抵御重复   在成为特殊教育学校的校长之前,黄国荣曾经被借调到普通小学当过老师。两所学校中孩子们的差异有多大?黄国荣说,以最简单的数字教学为例,在普通小学这只是一个课时的内容,但在特殊教育学校,要想教会孩子们对于数字的认知,老师们至少要付出一个星期甚至更多的时间。 上午的大课间结束后,二年级的学生要上语文课。这学期开学不久,坐在教室第二排的然然的书已经很旧了,书页处早被卷出了一些毛边,上课不过五分钟,这本书已经被他翻来覆去翻了两遍。坐在然然身后的小隆同样是自闭症患儿,每隔十几二十秒抬起小臂擦拭嘴角是他的习惯动作,与然然不同,他的刻板行为带有自伤性,日积月累下来两侧嘴角边的脸颊总是红肿发黑。 开学不久,然然的书已经被翻得很旧了。,而九年义务制内的普通学校,师生比则基本维持在1∶18左右。从另一个角度说,对单一个体而言,特殊教育工作者面对学生所要付出的精力确实更多。 以时间抗衡时间 相对于单一的自闭症,包括自闭症在内的智力障碍,在学校中更为普遍。在普安县特殊教育学校,99%的儿童都存在智力障碍。黄国荣说,智力障碍孩子生理、行为、认知、情感、意志、语言、性格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有的特殊特点。例如记忆方面,一个行为或者一个知识大概只需要20或者30分钟的时间就会被孩子们遗忘。有的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长了,“爸爸妈妈”也被遗失在了脑海里,“他们的记忆力很短,有的可能只记得10天内对自己最好的人。” 曾经网络中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话,说的是“鱼的记忆只有7秒钟”。但是现实是,科学证明鱼的记忆根本没有这么短暂,而特殊儿童的记忆力,有时却不及鱼长。 在这个角度下,“重复”也是被老师们认为可能击败“短时记忆”的唯一法宝。比如课间操的一个动作,对于一种颜色的认识,甚至是对于一项生活的常识或者自理技能掌握,黄国荣说,这些都要经过特教老师日复一日,变着花样儿的引导和告知,时间付出的多了,才有可能迸发出一些令人惊喜的火花。 黄国荣讲起在2017年,有家长为了听孩子叫一声妈妈而将孩子送来学校,“她说孩子养了10年,从来没有听儿子鹏鹏喊过妈。”黄国荣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复”,将鹏鹏平常能够接触到的物品上贴满母亲的照片,把能够被他听到的音乐改为与“妈妈”相关的旋律,甚至连自己手机铃声,也成了“妈妈”二字的口播呼喊。“这些对他来说似乎一直无效,孩子看起来也并不理解。”直到3个月后,鹏鹏的母亲去接他。黄国荣当时其实已经泄了气,“我就跟他说,‘你妈妈来了,快叫妈。’结果没想到,他真的就转过头喊了一声沙哑的‘妈’。”孩子的母亲一愣,下一秒就有眼泪涌出眼眶。她突然跪在地上,没抱住孩子,抱住了黄国荣。 黄国荣讲到这里,双手也摆出一个拥抱的姿势,“那时候我刚毕业一两年,实话讲有一瞬间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被这样的情绪拥抱着,又觉得很感动”。 坦白地说,老师们“重复”的更多意义,有时并不在于记忆,而在于培养一种生存的惯性。这种惯性对于普通孩子来说,是近乎于本能的常识,几乎可以不被引导和教育。但对于特殊儿童,这些就成为了孩子们接受特殊教育的全部目的。很久以后,黄国荣说,或许特殊教育的成功与幸福就来自这里吧,让一个不会叫妈妈的孩子开口叫妈妈,让不会写字的孩子握笔写字,让生活无法自理的孩子,掌握生活的常识和技能。 一草一木也有功劳 可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障碍”也分程度。一部分特殊儿童的患病源头在于基因,他们会因为父母双方家族基因的问题,而患有多重障碍。 这是最棘手的状况。“你知道吗,这些病多少有点欺负人的。”黄国荣说,有的患儿会集合脑瘫、癫痫、多动症、智力障碍、情绪障碍多重问题,“一般是三到五种,多重障碍的孩子康复训练的难度非常大,而且通常情况下,这样的孩子寿命普遍不高,人生在半路就夭折了。” 黄国荣很少与人讲这些让人觉得遗憾的事,更多时候,如所有特教老师一样,他说的最多的,是孩子们刚送进来时候的样子——因为与现如今学校里的孩子们相比,前后表现确实差距巨大。 有的孩子从前没有自理能力,曾在教室里随地大小便,现在已经会了上厕所。有的自闭症患儿从前每天都重复着一条固定行走路线,也从不与人交流,到后来他会主动叫老师的名字。一些孩子们能画漂亮的画,能唱动听的歌,跟着老师学会表演,还在全省与普通中小学同台的评比中拿了奖。黄国荣猜想,普通学校即便培育出走进清北的学生,老师们的成就感也未必比得上特教老师这一刻的万千欣喜。 特教老师们都爱讲如“鹏鹏”一样的故事,因为这些故事总能让人看到希望。而事实也是,当人们走进这所特教学校,愿意开始了解这些孩子,他们就会向人们展现那些生涩的、又渴望被关注到的热情。这些特殊的孩子有的也会求抱抱,看到人们拿出手机,也想搂着你一起拍照。 黄国荣和学校的孩子。 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编辑 张树婧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