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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物语㊿丨清华校园与“三山五园”体系有着什么关系?-岑溪新闻网

京华物语㊿丨清华校园与“三山五园”体系有着什么关系?

2021-05-04 16:38:20

所谓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历史文化遗产的统称。一般而言,三山是指万寿山、香山、玉泉山,五园是指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和圆明园。当然,许多学者对此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将畅春园排除在外,认为圆明三园及圆明园附属的另外两座园林——春和苑和熙春园才是“五园”。其中,春和苑,又名春熙院,乾隆后期至嘉庆朝陆续拆分为淑春园(漱春园)、鸣鹤园、朗润园、镜春园,在今北京大学校园内;熙春园在咸丰时期拆分为熙春园和近春园,在今清华大学校园内。但不管怎么说,显然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校园,与历史上的皇家园林群,三山五园体系显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在《老北京述闻:营国故事》中,编者讲述了包括三山五园与其他皇家赐园(如熙春园),及王府、都城等的故事。本期的京华物语,节选了书中有关于五园中的两园,分别是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熙春园的部分。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老北京述闻:营国故事》,贺艳主编,北京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原文作者丨贺艳摘编丨安也
北京西山,是太行山的一条支阜,由一系列东北—西南向岭谷相间排列的褶皱山组成,绵延100 千米,宛如腾蛟起蟒,从西方遥遥拱卫着北京城。因此,古人称之为“神京右臂”。在西山前缘,即山地和平原接触带,分布着许多海拔较低的风景名山,香山就是其中最有名的一座。独特的山形地貌使其很早就成为北京的景观胜地,从辽代中丞阿勒弥把自己在香山的私舍捐出去扩建香山寺开始,香山到金代已建有多处水院行宫,明代更是成为京城居民的游赏胜地。
大约10000年前,永定河由石景山出山后流向东北,走清河河谷,汇入温榆河。在圆明园一带形成一条3~4千米宽的河谷低地,被称为永定河故道(古清河故道);这条河道约在5000年前改道,它所形成的低地称为清河洼地(巴沟低地)。圆明园、颐和园、畅春园一带即坐落于清河洼地中。这一区域除永定河故道外,还有丰沛的山泉水源。
3亿~4亿年前形成的奥陶系灰岩承压含水层,从西山向东隐伏,到玉泉山一带上翘露头,地下水顺着基岩的孔隙以上升泉的形式喷涌而出,形成20多个泉眼,泉眼水流量很大,形成大大小小的泉湖。玉泉是其中最大的一处,乾隆定其为“天下第一泉”。约3000年前,还形成了“泓澄百顷”的湖泊瓮山泊,又称“西湖”。玉泉山泉水和瓮山泊含丰沛水源,为京西水稻栽培提供了地理条件。元明时期引南方人在此耕种稻田,成为京西水稻的重要产区。
金中都时期,都城通往居庸关的大道,是从中都通玄门开始,20里到达海店,休息后再往北走,到达南口。那时候的海店只是这条大道上的一个站点,设有车店、客栈等。元大都修建起来以后,城市北移,大都去居庸关是北出健德门走清河,不必再经过海店。出都城西门不远就可以到达的海店,山清水秀,具有江南景色,渐渐变成郊居选胜之地,发展起了许多园林。
到了明朝后期,文人重新给它命名,把“海店”改为“海淀”,突出了水乡特色。李伟、米万钟在此建造的“清华园”“芍园”都是京城名园。客观地来看,这一片多泉沼泽地水源丰沛,远以西山为屏障,近有瓮山、玉泉山平地凸起,山光水色相互映衬,风景优美,是北方少有的造园绝佳地段。
在园林占地面积上,圆明园(五园)遥遥领先,其次为清漪园、静宜园、畅春园(含西花园)、静明园。而在三山五园各自的平面形状上可以看出,平地起造的两座御园畅春园、圆明园是规规矩矩直棱直角的,依托自然山水而建造的静明、静宜、清漪这三座园子外垣则都随山形水势而走,呈不规则的曲线,有非常明显的区别。
静明、静宜两园,虽然早就有行宫之设,但因为离都城较远,而且山居多有不便,一直都是作为偶尔到访的远郊游赏型宫苑使用。畅春园、圆明园、颐和园,则先后成了康熙、雍正到咸丰、光绪朝内皇帝常住的第二居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三山五园虽然兴建的时间有早有晚,空间上也是必须独立分布的,但营建规划时却都置于西北郊山水全局的通盘考虑之下,并且与城市水利保障工程紧密结合,通过许多创新之举,实现了生态涵养和政治中心的和谐统一、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的深度融合,构成了独具特色、浑然一体的首都核心功能区,也是中国“天人合一”的人居环境理念的精彩体现。
畅春园
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对面的人行道上,两座朱墙黄瓦的琉璃山门静静地矗立着,来来往往的人们与它们擦肩而过时,甚至都不会停下脚步看上一眼。但是墙身上的彩色琉璃岔角花、精美的雕花石拱券门,门额上镶嵌着的雕龙石匾—“敬建恩佑寺”“敬建恩慕寺”,还是默默显示出它们来自皇家的不凡身份。围绕在它们旁边的畅春园小区、畅春园食堂、畅春新园,则一起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叫作“畅春园”。
如果我们站在原地,让时光倒转回到300年前(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眼前将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水泥路面,甚至也还没有这两座山门,我们将站在一条笔直的石板路上,面对着一堵虎皮石园墙,墙内就是当朝皇帝(康熙)在西郊的寝宫“清溪书屋”。园墙从北往南延伸而去,一直到达现在的北四环路,再折转向西,到万泉河快速路一线再折转向北,一直到达承泽园、蔚秀园一线,围合成一个南北长东西窄的竖长矩形。这就是清代皇家“御园”中的第一园—畅春园。而后来赫赫有名的圆明园,当时只不过是它北边散布的若干个小赐园中的一个而已。
两年之后的一个冬夜(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康熙在“清溪书屋”里与世长辞,皇位传给了皇四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雍正即位后仿效父亲在南苑为皇太后建立追思寺院(永慕寺)的做法,在“清溪书屋”的东侧新建了一座“恩佑寺”作为父亲的纪念堂,寺庙里供奉着康熙的画像,雍正定期来这里祭拜和缅怀先帝。这座寺庙坐西朝东布置,山门直接开在园墙上,便于雍正从圆明园(位于畅春园的北面)直接抵达,这就是两座山门中靠北的一座。
雍正在位只有短短的13年,接替皇位的乾隆皇帝安排自己的母亲皇太后住进了畅春园。高寿的太后在这里居住了42年,她去世后乾隆取“永慕+恩佑”之意,在恩佑寺南增建了“恩慕寺”以资纪念。恩慕寺与恩佑寺平行布置,山门也开在园墙上,就是两座山门中靠南的那一座。但当时两座山门并不临街,而是共用一个狭长的院子,院子东端为两座影壁。南北向道路在这里向东凸出兜了个弯再回来,在民国年间的老照片上还可以看到,前院院墙虽然已经拆毁,但影壁和道路拐弯依然清晰可见。
这两座山门是“畅春园”目前仅存的两座建筑。2004年北京市修建北四环路时,还曾在颐和园路和四环北辅路交叉口西侧挖出了畅春园宫门区的基址,四环的宽阔路面就是宫门前广场的大致位置,畅春园西墙与附园“西花园”直接相连。西花园为横长形,南墙与畅春园平齐,北墙大概到畅春园中部。北墙外为开阔的马厂,跟今天的海淀公园范围大致相同,畅春园和西花园加起来占地面积跟紫禁城相仿,但风貌迥异。
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康熙帝正式驻跸畅春园。此后,他基本每年都在畅春园内居住一段时间,少则一月,长则半年,最多的一年甚至达到了202天,总计达到了近4000个日夜,直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冬天在园内的清溪书屋去世。开辟了清代帝王常年居住在西郊御园并“园居理政”的全新生活方式,也是三山五园这一皇家功能特区形成的标志节点。
恩佑寺山门测绘图,张逸芳/绘。
畅春园虽然是在明代清华园废址上(原主人是万历皇帝的外祖父李伟,并非清华大学的清华园),利用残存的水脉山石进行建设改造的,但营建风格充分体现了康熙追求“开阔疏朗”的园林审美观。康熙继承了满族习惯游牧骑射、驰骋山林的传统,很不适应紫禁城内封闭枯燥、盛夏溽暑的环境。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第一次南巡后受到江南园林的影响,选择了江南园匠张涟、张然父子主持畅春园的设计和监造,3年后建成(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同年还请了另一位著名的江南造园叠山艺术家叶洮,对园林进行绘图并继续完善。
著名的“样式雷”家族,就是因为修建畅春园需要大量的南方巧匠,由始祖雷发达带着儿子“以艺应募赴北”,到达北京西郊,并定居于海淀村槐树街,才开始了世代参与清代皇家建筑营造的家族传奇。其后负责西花园修建工程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时任内务府郎中)。而第一任御园的大总管(畅春园总管大臣),则是康熙特意从宁波知府任上调回来的李煦,也就是曹寅的妻弟。曹寅的母亲和李煦的母亲都是康熙年幼时的保姆,曹寅和李煦都是康熙十分信任的家臣,由此可见皇帝对于这两座园林的重视。
虽然设计师和建造工匠都来自于南方,但畅春园在园林选材和造景上并没有照搬江南,而是因地制宜地形成自己的风格:园中以前湖、后湖两个水面为主,四周绕以建筑和植物,建筑分布密度较低、体量较小,并且都采用小式灰瓦卷棚顶,基本不施彩绘,“永惟俭德,捐泰去雕”。园墙采用虎皮石砌筑,堆山则为土阜平冈,不用珍贵湖石。园内还保留着大量明代遗留的古树、古藤,康熙又新增了很多花木,大搞了“无处无花”。园内景致也多以植物直接命名,如丁香堤、芝兰堤、桃花堤、韵松轩等,林间散布麋鹿、白鹤、孔雀、竹鸡,形成一种自然天成、充满野趣的造园风格。
《宸垣识略》中描绘畅春园的景观:“流泉满道,或注荒地,或伏草径,或散漫尘沙间。春夏之交,晴云碧树,花香鸟声,秋则乱叶飘丹,冬则积雪凝素……”上有所好,下必从之,这种自然朴素造园风格也直接影响到了同时期的皇家园林和诸皇子赐园。康熙还特别对儿子们的宅园提出明确要求,“尔等俱各自有花园,断不可作套房,但以宽广宏敞居之适意为宜”。值得注意的是,畅春园营造时还整修了万泉河水系,将河水引入园中,并在园西面修建西堤(今颐和园东堤)以防水患。这种将营园与外部生态环境改造和治理结合在一起的做法,贯穿了整个三山五园的建设历程,既是客观的需要,也体现了古人对于人居环境整体性和系统性的重视。
圆明园
圆明园在中国,是一个十分特别的存在。虽然它建成的时代比较晚,知名度却特别高。但是大家提起圆明园,又似乎模模糊糊地只有“万园之园”“美轮美奂”“火烧圆明园”“国耻”“废墟”几个简单的概念,于是大多数只能激动地慨叹一番,具体好在哪里又说不出来。实际上,圆明园在历史上的地位之高,故事之丰富,远不是清代其他皇家园林所能比拟的。准确来说,虽然清代离宫御苑数量众多,但圆明园是当之无愧的NO.1(第一名)。它是清代官方文件中唯一被正式称为“御园”的,也是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御园—康熙朝的畅春园和光绪朝的颐和园,担任御园的时长都远远不及圆明园。圆明园也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居住最多的地方—远超过了他们居住在紫禁城的时间。
圆明园样式房图,现藏国家图书馆。
在开始了解圆明园之前,需要先记住几个数据:(1)1707年到1860年(从康熙四十六年到咸丰十年),是圆明园从兴建到被焚毁的153年。(2)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以及康熙、同治、光绪和慈禧。当雍正还是皇四子时,康熙皇帝也曾经来过圆明园;雍正至咸丰各帝都在圆明园中生活了很长时间;1860年圆明园被焚毁之后,同治、光绪皇帝和皇太后慈禧,还曾经试图修复圆明园,所以这几个人与圆明园的历史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3)几个重要变化:皇子赐园(康熙朝)—皇帝御园(雍正朝)/圆明五园(乾隆朝)/三园(嘉道咸三朝)—劫后废墟(1860年之后)—遗址公园(1986年之后),每个阶段的建设重点和园林面貌差异也都是比较大的。

从1707年的始建到1873年的重修,清代帝王们在近170年的时间里为圆明园组织过大量的设计活动,鲜明地体现出不同的时期、不同帝王和设计师们园林审美趣味与设计思想的差异,确实是中国园林艺术的集大成者,清代建筑和皇家园林的高峰之作。
圆明园铜版画
康熙年间,未来的雍正皇帝还只是个普通的皇子(四阿哥胤禛),泯然于众皇子之中;圆明园也不过是在畅春园旁同批建造的数座皇子赐园之一(同期建造的共有三阿哥、五阿哥等七位皇子们的赐园)。圆明园是在康熙四十六年正月选定用地后开始建造的,大约十个月就建成了。当年十一月十一日,康熙皇帝就莅临四阿哥的这座花园,后来又陆续来过好几次,但基本都是在清明和谷雨之间来的,也就是赏牡丹的时节。在康熙朝的最后一年,弘历(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在园中牡丹台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爷爷康熙皇帝,康熙对他极为喜欢和宠爱,立刻决定带回宫中抚养教育。所以有研究认为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就因为康熙特别喜欢乾隆的缘故。祖孙三代皇帝共赏牡丹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圆明园不同历史时期图,贺艳/绘。
赐园时期的圆明园,是一座规模不大、建筑布局疏朗、形象朴素,以水景、植被取胜的园子。由于皇子赐园都由内务府统一安排设计建造,康熙本人也教育儿子们“朕从前曾往王大臣等花园游幸,观其盖造房屋率皆效法汉人,各种曲折隔断,谓之套房。彼时亦以为巧,曾于一两处效法为之,久居即不如意,阙后不为矣。尔等俱各自有花园,断不可作套房,但以宽广宏敞、居之适意为宜”。所以当时的圆明园范围大致在后来的九洲景区一带,而且总面积一定不会超过畅春园。由于圆明园为平地起造,缺乏高大的自然山体,只能以水景取胜;作为皇子的居所,建筑功能多为接待、居住与游赏,不可能有太宏大、复杂的建筑。因为“逾制”在封建社会可是杀头的死罪。
康熙五十八年时胤禛曾写下《园景十二咏》:竹子院、梧桐院、牡丹室、涧阁、桃花坞、深柳读书堂、金鱼池、菜圃、耕织轩、壶中天、葡萄院、莲花池。从这些景观的命名来看,园林以植物景观为主,水体比较迂回婉转、优雅静谧,建筑也都比较舒朗,整个氛围偏于自然清新、朴素宁静、野趣盎然的园林意趣。其中葡萄院别有寓意,因为当时葡萄来自西域,康熙帝平定西域后开始将来自哈密的各种葡萄引种于北京,为此还专门写了诗文来介绍这一事件,也就是“抑以见我国家怀柔之广,喜起之休,远超于前古矣”。而今天大家看到的故宫《十二美人图》,就是当年装饰在深柳读书堂里面的美人屏风上的绢画,清晰地展示了赐园时期的室内陈设情况。
在康熙晚期争夺皇位的残酷政治斗争背景下,胤禛一直扮演着非常低调的,悠闲自得、与世无争的隐士状态。他曾如此描绘自己在圆明园内的生活,“懒问浮沉事,闲娱花柳朝。吴儿调凤曲,越女按鸾箫。道许山僧访,碁将野叟招。漆园非所慕,适志即逍遥”。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冬天,胤禛终于获得遗诏继位。
雍正即位之后,他从谨慎低调的皇子跃升为了至高无上的君主,可以无所畏惧地表达自己的喜好,于是他一改以前平静淡泊的姿态,立刻就把自己深爱的圆明园“升格”为御园,并以胸怀天下的帝王气势展开了大刀阔斧的改造和扩建,以满足“园居”和“理政”的需求。扩建后的圆明园,园林范围扩大到3000多亩,大概是皇子赐园时期的5倍,也是康熙畅春园的3倍多。雍正三年(1725),雍正首次驻跸圆明园并开始御门听政,从此圆明园取代了畅春园,成为清代等级最高的御园,并被此后的历代皇帝一直沿用。
成为御园之后,造园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更为综合和复杂,要将象征寓意、生活需求和支撑技术综合在一起。其中第一位要求就是政治性象征寓意,“移天缩地在君怀”,也就是用整个园林象征着天下和国家的这样一个梦想。帝王的言行是全天下的表率,所以圆明园里有很多命名和特殊功能空间的设置,与皇帝想宣扬的社会道德密切相关。
除了宣扬理念以外,五位皇帝在圆明园长期居住,还有很多实际的功能性生活需求,比如每天都要上朝、吃饭、宴饮、读书、教育孩子,以及各种娱乐生活,如看戏、过节、划船等。甚至雍正皇帝、道光皇帝在圆明园中去世后还需要搭设灵堂。以上提到的所有理想和生活功能都需要科技来作为它的实施支撑,所以圆明园里很多建筑从建设到使用都充满创新并引领着时尚风潮,比如对玻璃窗、西洋壁纸、旋转楼梯等新材料、新造型的使用。圆明园中还有很多设施,比如铜凤试风旗,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设施,安装在建筑的顶部,当风吹过时就会转动,供人识别风向;除铜凤外,还有水法,也就是我们说的喷泉以及升降舞台等。
圆明园四十景图之上下天光。
乾隆在圆明园也进行了一些增补改建,但他最大的贡献还是将“圆明园”这个概念从单独的一座园林变成“一加四”的五座园林,即圆明园本园和相邻的四座附园—长春园、绮春园、熙春园、春熙院—合称为圆明五园。所谓附园,就是因其与圆明园直接相通,皇帝不需要出园门就可以到达,而且均由圆明园管理机构统一管辖。而清漪园等独立的行宫园林,都跟圆明园有一定的空间距离,并各自单设管理机构。附园的扩充工作从乾隆十年(1745)开始,多是利用圆明园周边的原亲贵赐园进行修整和改建。
第一座附园是在圆明园东面的长春园,也就是现在的西洋楼那个区域。第二座是熙春园(现在清华大学的位置),是在乾隆的伯父诚亲王允祉赐园基础上修整而成的,通过一座过街廊桥(当时的天桥)跟长春园连到了一起。再晚一点,又把夹在圆明园、长春园和熙春园之间的多个小园林整合为绮春园。最后将长春园北边的春熙院加入了进来,在乾隆四十五年时,终于达到五园之盛,总占地面积超过450公顷(6000多亩),比雍正时期又大了一倍多。而嘉庆七年、道光二年又先后将春熙院和熙春园分赐出去,最终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圆明三园格局,占地350公顷。圆明园在御园阶段又经历了由小变大、又由大变小的历程。
1860年,圆明园被英法联军劫掠和焚毁,是为“火劫”。后来同治、光绪两朝曾试图重修,但均未能完成。不过这一时期虽然已经是遗址,也仍是御园的遗址,还有人看护和守卫,虽然守卫得不是很严格。后来慈禧还跑过来重新游历,所以那时候圆明园还不是最糟糕的时候。但在清朝灭亡以后,整个园子变成无人看管的状态,尤其民国初年,军阀从圆明园内拉走了大量材料,包括太湖石,各种各样的石构件,其中包括大家在北京大学里看到的华表、狮子,国家图书馆的文源阁碑等,还有达园里面的山石、碑刻。
这些还不是最糟的,因为它们被拉走之后,至少还保留着原样并且继续得到了使用。当时还有一些人跑进圆明园内,把汉白玉石块打碎,掺到大米里面去卖,从中盈利。经过这一段木劫、石劫破坏后,又历经土劫,直到最后,真的成了垃圾遍地、满目疮痍的废墟。1983年圆明园被正式确定为“遗址公园”,在开展一系列保护、整治、建设工作后,才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遗址公园。
熙春园
“熙春园”这个名字大家会感觉比较陌生,但实际上去过的人并不少,因为它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范围大致在今天清华大学校内东西主干道以北,南北主干道以西,西至西校河,北至西大操场北线。其中荒岛、工字厅一带为当时的南部园林区,西操场一带为当时的北部麦田区。
熙春园是清康熙时期兴建的皇子赐园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与圆明园同时建造。他的第一任主人是胤禛的哥哥—康熙皇帝的第三子允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内收藏的一份满文朱批奏折,清晰地记录了熙春园选址的过程。康熙四十六年正月十八日(1707年2月20号),七位皇子(包括了三、四、五、七、八、九、十阿哥)一起给皇父写了份奏折,在奏折里跟父亲说,您住在畅春园,我们来上朝路途遥远很辛苦,可不可以在旁边修几处小园供我们就近居住,这样的话每天上朝比较方便。康熙同意了,并派人给这些皇子在畅春园北新花园东边的空地上修建花园。
当时空地不是太足,四阿哥的园子位置选定后,三阿哥的没了着落,所以过了两个月,三阿哥允祉自己买了一块地回来请求父亲批准安排派工建造。在三阿哥的奏折中提到了一个关键地点“水磨”,他说自己的园子在水磨闸东南,而且离四阿哥的园子很近。而且这块地还位于新开河道的南岸。当年十二月,这座园林就建成了,并首次设宴迎接了康熙皇帝圣驾。后来,康熙陆续御笔亲题“熙春园”“主善斋”“竹轩”等匾额。
实际上终康熙一朝,老三的熙春园比老四的圆明园更受老父亲的喜爱—共受到康熙皇帝10次莅临,足足比圆明园多1倍。当时,允祉还聚集自己的老师陈梦雷等多位学者,在熙春园内组织编撰了我国历史上最大类书《古今图书集成》。陈梦雷自称“松鹤老人”,他的书房“松鹤山房”位于熙春园东北部,两侧是河,种有千余株榆树和柳树,“珍楼杰阁,缥缃万叠”,说明当时这里收藏了很多书籍。根据陈梦雷代允祉写的《拟永恩寺碑文》记载,当时还将园林东边的旧寺(永恩寺)进行了扩建。康熙六十大寿之前皇子们还一起在熙春园内设宴,请康熙临幸,“是日诸皇子作斑衣戏彩之舞称觞献寿”。
皇子赐园其实是比较特殊的,它不属于商品房,却类似于公房,因为它们是皇帝恩赐给皇子的,所以由皇家内务府出钱修建,而且在皇子死了以后会重新收回、重新分配。所以当雍正即位后,就把哥哥的爵位削去了,并且治了他的罪,然后就把他的花园给没收回来,转手就送给了十六弟庄亲王允禄。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允禄去世后,熙春园被乾隆收回,成为御园圆明园的附园之一。因为其位于圆明园东侧,又称“东园”。乾隆接手后,首先安排对园内建筑匾额进行了清点,随后赐出新的匾文替代原挂的25面旧匾。同时拆除东北部原有船坞改建为观畴楼、抱朴草堂、四方草亭,对原有的三所(中所、前所、后所)进行了修缮并添建了东所。
可见当时园林西区、中区基本保持原貌,新增建设集中在园林东部和北部,且建筑风格模仿村居,这两片区域内都有农田。根据乾隆三十五年的竣工审计奏折可以得知:熙春园内村庄楼三间,东面房二间,高台房二间,前接鼓棚二间,平台一间,石水柱敞厅三间,倒座儿草房三间,草方亭一座。嘉庆朝又新建了省耕别墅、含润斋等。从观畴楼、省耕别墅等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在归属于御园的期间,熙春园的主要功能是供皇帝观稼验农使用。而且此处种植的是麦子,与畅春园以西区域种植的京西稻不同。据统计,乾隆皇帝在1768年至1781年这13年间,曾有9年、至少26次来熙春园观麦赏景,题御制诗共85首,其中24首都是描述其在观畴楼观麦的经历。
嘉庆帝在位25年,至少有14年来过熙春园,达27次,题御制诗41首。乾隆五十一年统计,园内麦田共有261亩5分,因为麦苗种得不好还对管理人员进行了处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还在长春园和熙春园之间新建了一条长达数十米的“复道”,即高架起来的人行天桥,皇帝乘肩舆就可以从长春园东南角的如园直接到达熙春园。这座天桥在当时也是一大壮举,因此皇帝也多次欣欣然地提到:“复道过楼门,熙春别一园”,“复道跨两园,其下通衢穿”。“过即为熙春,俗曰东园惯。于中多隙地,种麦年来遍”,“境额熙春千亩举,轩同淳化四方宣”。
到了道光二年,皇帝将熙春园一分为二,东园赐予三弟,仍名熙春;西园赐予四弟,改名近春。道光七年绘制的一张样式房图明确标明:“瑞亲王园后改近春园,惇亲王园后改熙春园”。到了咸丰时期,又将熙春园更名为清华园。1860年英法联军焚烧三山五园之时,近春园和清华园均幸免于难。但是同治十二年,皇帝下令拆除近春园200多间殿宇游廊,将拆下的木料用于重修圆明园大宫门、圆明园殿和勤政殿等。至此近春园被完全拆毁。1911年经清政府批准,游美学务处迁入清华园,1911年4月29日开学,定名为清华学堂。1913年清华学堂将近春园等地并入,并不断扩展形成了今日的清华大学。
从道光年间的样式房图上来看,熙春园南部园林区围绕柳塘、方塘(荷塘)两片水面形成东西两个组群:西部的前所、后所(今荒岛一带),东部的中所、东所(今工字厅一带)。前所位于南岛,包含德生轩、藻德居和花韵轩;后所位于北岛,包含松篁馆和对云楼。中所包含宫门、主善堂和镜烟斋等。
中所核心建筑为工字厅(康熙时期后殿称为镜烟斋),因为其建筑平面形态如“工”字而得名,前后两座大殿由中间的柱廊相连,加上曲廊的设计,将建筑组群内的各个单体建筑勾连在一起,但又形成一个个独立的院落。1942年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时候就在这里住过。位于工字厅西侧的古月堂为道光初年新建的书斋,建筑形态古朴雅致,是一个传统的小四合院,这里最为精美的要数南部一座小式垂花门(是原东所怡春院的垂花门),保存完好,梁启超、朱自清都曾在这里居住过,到了1928年,清华大学开始招收女学生后,这里成了第一座女生宿舍。
作者丨贺艳等摘编丨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