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悲悯与温暖的历史书写|书评

2021-03-27 23:33:41

撰文 | 凸凹
《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解玺璋著,天喜文化·天地出版社,2020年4月。
十二个历史人物的“心灵简史”
解玺璋先生的新著《抉择——鼎革之际的历史与人》,虽不满三百页的卷帙,我却读了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引证详确,论述周匝,行文从容,有密密编织的质地,你必须适应它的节奏,做慢的阅读,方能进入其里,一解鹄的。

其中还有一个原因,为了读得精透,我又反过头去,重温了他的另外两本历史人物的传记,一是梁启超,一是张恨水。于是,阅读的况味因此温厚起来,有了整体的把握,感觉到解先生的历史书写,有着一以贯之的学术原则,即他自觉地继承了杜亚泉和王元化的论说传统,努力摆脱“意图伦理”的催眠,“勿轻易排斥异己之思想,勿极端主张自己之思想”,绝不把学术作为主观臆断和派性偏见的意图工具,而是以极大的历史理性,使学术成为呈现真相、追求真理的精神之途。
《梁启超传》,解玺璋著,悦读名品·化学工业出版社,2018年8月。
有了这样的认识,再回过头来读他的《抉择》,就有了深刻的体验和十分的会心。在书中,解先生给自己确定了十六个题目,涉及了二十几个历史人物,试图以一己之力为近代鼎革之际的代表人物悉数立传,写出他们的“心灵简史”,给今天和后人提供一份改革和进化的精神图谱。这是个颇具雄心的目标,很容易让作者意气风发起来,做指点江山、居高临下的霸气书写。但是,正因为解先生有了从杜亚泉和王元化那里浸润而来的历史理性,便从“意图伦理”的催眠中突围,放低了写作姿态,以极大的悲悯,体贴传主,从他们具体的的生存环境、历史地位出发,钩沉文献,捕捉细节,温暖照拂,让他们自己说话,让他们自己证明。换言之,就是让传主自己给自己立传,而不是作者横空出世、自视高明,“我”给他们立传。
正如解先生在《后记》中所说:“每个人(历史人物)的学养不同,品性不同,眼界不同,处境不同,表达的方式和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他们表达的都是真实的态度。作为历史叙事,我想我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尊重事实和真相,不预设立场,不搞先验的标准,不丑化也不美化,不从臆测的前提出发,从史料基础出发,构建可信的历史现场。”通观《抉择》全书,解先生不自欺、不欺世,真实地体现了这个原则,堪称完美。或可以说,因为解先生有悲悯的立场,所以他厚道,能做到肝胆相照。这不简单地是个写作态度问题,也是书品和人品的关系问题,解先生秉承了书里即书外的写作逻辑,对自己的文本负责。
好的历史书写,给人提供重新打量历史的眼光
在这个悲悯的写作立场作用下,解先生的书写文字,异常淳朴,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容、沉静而温暖的语调。他娓娓而谈,绝不大声喧哗、咄咄逼人,上演语言暴力,也绝不使才炫技,干扰传主的声音。正如刘再复在《梁启超传》中所说,解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如此了如指掌,对梁启超如此深知深敬,其笔法就濡染了“梁文体”的风韵,冲破了故作“古奥”的学问姿态,力求深入浅出、明白畅达,而且“笔端常带情感”,把义理阐发和文献考证相结合、把历史倾听和心灵呼应相结合。这里的“笔端常带感情”,不是被传主感动之下的率性抒情,也不是在自我倾向被验证之后的本能歌颂,而是设身处地的感知,怜惜笔下的人物虽然能鼎革历史,但照样也摆脱不了“命运”的作用,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不溢美,亦不贬抑,以常人视之,以感情待之。
梁启超。
因为以感情待之,就凸显了历史人物的“人间性”存在——他们既伟大又渺小,既宽阔又褊狭,既睿智又颟顸,既成熟又幼稚,他们都是凡人,都很感性,一切都是从生命本身的驱动出发,不屑于功利性的选择,只要灵魂妥帖就是了。于是,这些人物,无论激进还是保守,无论是崇洋还是迷古,都服从着自己的来路,很本性,都很真诚,所以他们普遍地雍容雅致,一派赤子情怀,自呈风骨,而绝无峥嵘面目,蝇营狗苟,一己隐私。直让人们感到,这些人真有学问,也真好玩儿,是血肉的,而非概念的,殊可亲。好像解先生就坐在他们身边,深情地打量着他们,给他们的动作进行着素描,给他们的自由言说进行着速记,就原汁原味,殊可信。
我一直认为,好的历史书写,在还原历史现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给人提供重新打量历史的眼光并引发人们的思考。读过解先生的《抉择》,更加固了我的认识。
胡适为什么说“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由解先生的《抉择》,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所谓自由思想,根本地还不在于外界给不给你思想的自由,而在于知识者会不会自由地思想。譬如关于中西文化评判和交流,杜亚泉提出了著名的“调和论”,这本来是建立在理性思考之上的独立见解,殊可贵,但却招来了陈独秀粗暴的否定,言称中西文化“如像水火冰炭,绝对两样,断断不能相容”。一时间学术界一派紧张,许多人不敢出来讲话。后来胡适和吴宓出来“调和”,一个主张不排斥传统,但以西学为主体,一个则说不排斥西学,但以中学为主体。无论谁“体”谁“用”,都强调了两种文化之共性的存在,以委婉的方式支持了杜亚泉。便可以看到,思想的不自由,固然有“体制”的束缚,但来自学术界内部的“不容忍”,即自我束缚,或许是更深的制约因素。因此观照当下,警惕学术界、思想界内部之“左”,或许比徒叹奈何来得更为重要。
胡适。
解先生的《抉择》,最可贵的是,它让我们看到了历史的悖论——激进式的革命往往不由分说地破坏着什么,渐进式的改革往往会心平气和地建设着什么;鼎新的,未必就能推动社会进步,“保守”的,反而会留下裨益时代的“静观价值”。譬如在摧枯拉朽式的“白话文革命”中,林琴南不合时宜地固守古文字传统,并以“迷恋的骸骨”一样的姿态,用文言文译介西洋作品。这在当时,是逆潮流而动的,必然要遭到新派人物的反对和嘲讽。但是到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到这种坚守的可贵,因为它对传承汉语的古意、古韵、古风,有历史性贡献。人们收藏并耽读“林译”,并视为汉语经典,便是明证。著名学者孙郁总是感叹,今天的写作者真是大不如民国那时候的文人了。那时的文人,不仅有高蹈、博识、从容、儒雅、悠然、涵泳的文化状态,而且还有纯粹、典雅、精致、蕴藉、清俊、古朴的文字气象。他们的文字极为讲究,有张力,有气韵,有味道,有意趣,文字本身就是内容、就是思想、就是情感、就是美,因而他们写的是文章,是“文章家”。
学者立传:警惕文人趣味,遵从史料真实
掩卷沉思,还有一点突出的感受,解先生的《抉择》是大历史观的著述,他警惕文人趣味,自觉地引入了唯物的辩证的理性考量,自然而然地验证了这样的历史逻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
读解先生的《抉择》,还给我一点文本上的启示:文人写传与学者立传有大不同——文人下笔,常常是主观登场,对传主的描绘,不仅处处体现着自己的好恶,率性地丑化,或溢美,多是变形的状态;而且,文人的创作欲望太强烈,他们的历史书写,不过是选一个名人,在人们早已熟悉的这个名人的故事之上,放任想象,进行大量的细节虚构,美其名曰是再现历史现场,其实是在以人物为借,抒自我之情、发自我之论,贩卖自己的观点,其落脚点,是要展示自己的不凡,堆高自己的“成就”。所以文人的历史书写,虽架子拉得很大、卷帙印得很厚,也绝不可以当真。而学人的笔致,遵从理性,靠材料说话,时刻警惕一己情绪的泛滥,庄重地呈现人物的本来面目,便足可据、堪可信。
因为解先生的《抉择》,是典型的学人书写,它的问世,便给当下的历史叙事,确立了规范,树立了标杆,毋庸置疑地具有了反拨和示范意义。
撰文 | 凸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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