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春马自杀背后:名人自杀事件中,社交媒体扮演着何种角色?

2021-03-25 23:33:19

7月18日,日本著名演员三浦春马在家中的衣柜里被发现疑似自缢身亡。7月20日,日本警方公布了三浦春马的尸检结果,表示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目前的线索都倾向于三浦为自杀离世。
“我曾经很幸福过”是三浦春马在大热电影《恋空》里的台词。7岁出道的他,2007年凭借与新垣结衣共同主演的电影《恋空》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新人。这部当年最红的影片,在收获了三十亿日元票房的同时,也令三浦春马人气暴涨,一跃成为最受瞩目的少年新星。此后,三浦与上野树里、水原希子、长泽雅美等日本当红影星合作,虽然尚未在影坛建立起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也被普遍认为星途一片大好。
三浦春马(Miura Haruma,1990年4月5日-2020年7月18日) ,出生于日本茨城县土浦市,日本男演员。代表作品包括《那年夏天的第一次》《14岁的妈妈》《恋空》等。7月20日,日本警方公布了三浦春马的尸检结果,表示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说明,目前的线索倾向于三浦为自杀离世。
据媒体报道,三浦在自杀的家中留有遗书,但详细内容并未被公开。不过,一封三浦二十岁时写给十年后自己的信,却在网络广为流传,信中三浦开头便问未来的自己:“有在过着幸福的日子吗?”他期许自己在三十岁时依然可以是强大的人,“把珍贵的东西紧紧抱在怀里。” 然而,作为演员不得不置身于各种媒介场域里的三浦,显然并没有如愿过上幸福的日子。事实上,近年艺人自杀的新闻并不少。2016年,乔任梁因抑郁症在家中去世;2017年,金钟铉以烧炭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19年,韩国艺人崔雪莉上吊自杀,韩国歌手具荷拉在家中自杀身亡……无论是疑似网络暴力致死,还是自杀事件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媒介也在公众人物自杀事件中扮演着越来越不可忽视的角色。
而在本文作者看来,诸多的讨论与猜测之中,最缺少的正是对自杀悲剧中媒介所扮演角色的反思。当悼念、纪念的浪漫叙事通过媒介刺激和挑动着受众的情感,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也止步于此。震惊、惋惜、伤感过后,文化传统、艺人体制、情绪处理,当然还包括媒介角色等境况如果仍然毫无变化,那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可能仅仅只是无数悲剧的复制。
撰文 | 胡雅雯

明星还能在社交媒介上表达真实情绪吗? 对于明星自杀,许多观众、粉丝首先感到的是“震惊到无法表达”“不能接受”“太突然了”,就三浦春马的离世,最多的叙述也是:他明明几天前还在社交网站发文宣传新剧。翻看三浦最近的微博:宣传新剧、为高考学子打气、唱歌给粉丝听……一系列举动都散发着满满的正能量,并且在许多时候依旧展现着他那阳光甜美的笑容。这的确令大众难以从社交网站上察觉他的内在情绪。因此,众多粉丝在其社交网站留言:“希望这不是真的”“快点出来辟谣”等等。而他的死讯,也是由于无故缺席了原本已经安排好的工作,才被“找上门”的工作人员发现。 众所周知,演员这一职业本身,就是要将自己的个人形象通过各种媒介不断暴露在大众眼前。同样,与普通大众使用社交网站不同,明星等公众人物开通、经营社交网站这一方式也是其工作和商业运营的一部分,更多的是为了达到营造人设、宣传作品等目的。再这一目的之下,明星本人的生活、想法等一举一动都有着明确的吸引消费的目的,必然应和着市场与消费社会的需求。当人设作为商品用以获取收益,积极、美好、健康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成为畅销的特质,将此类特质呈现在不同的媒体上,便能收买更多消费者的心;反之,不开心、忧郁、感伤等则被认为是负面情绪和形象,自然要通过压抑、无视被小心翼翼地收好。毕竟,“人有时候是很软弱的,但我们都希望见到坚强的人。”
《倦怠社会》,[德] 韩炳哲著,王一力译,见识城邦|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6月。
纵然韩炳哲的《倦怠社会》已经超出哲学阅读的范围,成为一本畅销书,告诫着人们二十一世纪的病理样貌已经被神经元所引起的疾病——忧郁症、身心俱疲症候群等——所主导,提醒着我们福柯的规训社会已经被功绩社会所取代,但许多人依然执着地相信着无远弗届的更完美的“可能”。这令人们不断对自己提出“要更努力”“要更强大”“要更好”的要求,以为只要保持此种追求,就可以做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取得想要的成就。只是,当这种自我要求遇上三浦、雪莉等所谓追求完美的努力型艺人,再加上社会对积极情绪的提倡和肯定,效果更加适得其反了。 情绪与行为专家苏珊·大卫认为,负面情绪的价值也应当被关注。在TED演讲中,她曾提到自己十五岁时一边忍受父亲离世的悲痛,一边以看似平静的情绪、一如往常的笑容面对校园生活的经历。即便她被问到“最近过得怎么样”时,也依然会“积极地”回应说“我很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她相信,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鼓吹“无情文化”的社会,即便自己已经堕入深渊或感到孤立,也不会有人愿意来了解别人的内心痛苦。在这种规训下,大众也开始习惯在技术、政治和经济愈发复杂的境况中,学着强化并严格控制自己的情绪反应。在对七万人的调查研究中,她发现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在面对负面情绪时主动推开这种感觉,不仅对自己如此,对家人、孩子等身边的人也是如此。这形成了一种“道德正确”,即时刻保持积极的态度,忽视负面情绪作为一种讯息、一种数据的对生命个体自身的价值。
但实际上,被忽略、被压抑的东西往往会通过潜意识影响着主体,僵化的情绪反应不仅起不到作用,也不可持续。由此,她呼吁大众体认情绪所带来的多样化讯息,从而培养情绪敏捷(emotional agility)——以好奇心、同情心,特别是勇于采取与价值相连的方法步骤和情绪共存,而不是否定、忽视负面情绪。
电影《恋空》剧照。 
能够令苏珊面对悲痛,最终将情绪作为毕生研究对象的转折,是她当时的英语老师敏锐地察觉了她的负面情绪并让她写下感受,这一契机被她视为人生的革命性时刻。这让人不禁想起日剧《伦太郎》中,堺雅人所饰的心理医生巧遇轻生者时,说出的那句:“不要再努力了。” 需要通过媒体获取曝光率、树立形象等职业特征,使得许多公众人物直到自杀离世,才被发现情绪出了问题。而当朋友圈、微博等社交网站将越来越多的人带入公共空间,希望变得受欢迎早已不再是明星们才有的心理状态。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负面情绪如何得以被察觉又如何与之共处?我们能否敏锐地察觉他人的情绪,并为他人创造一个“革命性的时刻”?这也成为更多普通人需要面对的难题。
网络暴力或助长了自杀倾向?
 社交网站等媒介不仅给了艺人树立形象的平台,也为网络暴力提供了最大空间。近年,明星自杀成为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并呈现出低龄化的特征——越来越多的年轻艺人以自杀结束自己在这一光鲜职业背后承受的痛苦。三十岁的三浦春马令人扼腕叹息,也在于他拥有着最好的年华;别忘了,去年以同样方式结束生命的韩国歌手、演员雪莉(Sulli),离世时也只有二十五岁,可以说正值“尚好的青春”。除了年轻和相同的辞世方式,网络暴力也成为产生于虚拟空间,却对实体生命有着巨大现实影响的因素之一。
崔雪莉,1994年出生于韩国釜山,于2005年加入韩国SM娱乐有限公司成为旗下练习生,2009年9月5日以演唱组合f(x)成员身份正式出道,并主演偶像爱情剧《致美丽的你》、电影《时尚王》《真实》等。 在目前找到的笔记中,三浦潦草地留下了“好想死”的字迹,关于事件的更多细节也待进一步确认。然而,同一经济公司的友人贺来贤人在社交网站的发文,成为目前解释三浦死因的线索之一。贺来将矛头指向SNS上的负面讯息,暗指三浦的死同样是受到网络霸凌的结果。他认为,三浦是因为发表了对东出昌大婚外恋的评论而遭到了网民围攻。此外,也有报道指,疫情期间本应自我约束的三浦还出演了舞台剧,遂遭网民批评。 明星因社交网站上的公众言论导致私生活被入侵,最终不堪压力的话题并不新鲜。这些冒犯言论由于大多涉及对他人信念、态度、情感的批评,或内容涉及性、政治、宗教等议题,虽然不会直接造成“肉体伤害”(physical harm),但往往是“精神伤害”。哲学对于言论自由的论争中,“歧视言论”“仇恨言论”也一直是争论的焦点。尽管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论自由》(On Liberty)中提出了著名的“伤害原则”(the harm principle),认为“伤害他人”是限制个人自由的唯一合理理由,也就是说言论是否对他人造成伤害,可以作为限制的准则。范伯格(Joel Feinberg)也以“冒犯原则”(the offense principle)指出:“冒犯”他人之言论应受限制。但他同时也对这种限制做了更详细的规定:仅当该言论“冒犯”了所有人,而且该言论为“受冒犯之他人”无法合理避免者。 然而,一方面,“冒犯”带有一定主观性;另一方面,严格来说,没有任何言论可以同时“冒犯”所有人。因此“冒犯原则”在实际应用上有着许多困难。可见,网络上的言论暴力在“言论自由”这一框架下,一时间也不可能消失。在此,也有人引用科学家杰克·帕森斯(Jack Parsons)的话——权利自由(freedom)是一把双刃剑,希望大众同时关注责任(responsibility)。 尽管网络暴力可能并未是三浦自杀的唯一原因,但若果说这些信息对于“心很纤细”、“很少向别人倾诉”的他毫无影响,想必也不太可能。在近年的明星自杀事件中,网络媒介本身成为了裹挟着“否定”“负面”甚至“恶意”的讯息,使当事者最终情绪崩溃。当然,也有霸气如张雨绮这样的小姐姐表示被网友吐槽了,公众人物也可以回击,也可以吐槽网友,但这并非是对每一个艺人都容易的事情。
网络悼念与“维特效应” 每每有明星自杀的消息被爆出,各个媒体平台无不第一时间持续跟进。除了新闻报道之外,对其事业的回顾、人格品质的品评成了最为煽情、触动也最为吸引眼球的热点。这次三浦春马的离世也不例外,有媒体将三浦的逝世称作一代人青春的散场;套用他在《恋空》中的台词,说他如今也“变成了天空”;曝光他二十岁写给未来自己的书信,让自杀事件呈现出更加令人唏嘘的对比;“爱笑的人不一定快乐”,各路友人评价三浦真诚、努力又脆弱、敏感的个人化叙述也在互联网上感动着一个又一个读者……然而,在一系列浪漫化自杀的叙事之后呢?每一次惋惜,是否又会成为一段遗忘甚至下一个悲剧的开始?
电影《恋空》剧照。 现代媒介的形成与发展,无疑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空间观念,令世界各地的讯息得以在受众眼前不断涌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坏消息就是好新闻”的媒介道德状态。在信息全球化和此种观念作用下,暴力、冲突、死亡等事件成为了“炙手可热”的新闻,甚至形成了“消费死亡”的文化——对于一些公众人物来说,死亡引发的热议成了其一生最为高光的时刻。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戴维·菲利普斯在研究媒介与自杀的关系时,首次提出了“维特效应”。所谓“维特效应”,来源于歌德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指的是这本小说风靡全球时,对其痴迷的全球读者纷纷效仿主人公维特而自杀的风气。在戴维的研究语境中,“维特效应”用来指涉受传媒影响而模仿自杀的行为。当时戴维的研究对象主要还是报纸,通过研究1947年至1988年间英美两国的自杀率,他发现当报纸发表自杀新闻后,自杀率会上升这一现象。
究其原因,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首先是细节描写和简单化归因,为了令读者们“感同身受”,媒体常常对自杀地点、方式、氛围等详细描写,却忽略了自杀者长期、复杂的心理成因,例如简单的归因为压力大、有抑郁症等;其次是娱乐化、渲染化的叙事,因为这样的描写往往能够带来更多的流量效益,造成更大的影响,更容易达到“坏消息即是好新闻”的效果。此外,一句“天堂没有暴力/伤害/痛苦……”的总结,看似悲天悯人,表达愿逝者安息的美好祝愿,却可能无意中给原本正饱受情绪困扰的潜在读者一种“自杀可以解脱”的讯号。 以上种种发现,在互联网媒介高度发达的今时今日似乎更有意义。以三浦的自杀来说,作为娱乐圈中人,三浦应该不太可能对此前其他明星自杀的消息闻所未闻。那么,此类悲剧性新闻会否潜移默化地引发了一种“维特效应”?在此,我们当然不是说三浦的自杀是一种对此前明星自杀的“盲目效仿”,他必定有自己难以承受的苦痛与绝望,但是此类讯息的影响,会不会造成他在绝望中放弃其他做法——例如向周围人或专业机构求助,而别无选择的影响因素?自杀真的只能是他绝望之中,唯一的选择吗?事实上,这才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而这样的提问更不仅仅只针对三浦的离世。 公众人物对媒介依赖的职业特性,加之更高的网络暴力风险与“倦怠社会”现实,令一些艺人在歇斯底里地追求积极完美的同时发动了自己对自己的“攻击”。越来越多对此类事件的报道,也可能加剧着他们内心的绝望和无助,从而寻求以此解脱。而当悼念、纪念的浪漫叙事通过媒介刺激和挑动着受众的情感,对这一现象的反思也止步于此。震惊、惋惜、伤感过后,文化传统、艺人体制、情绪处理,当然还包括媒介角色等境况如果仍然毫无变化,那么一个悲剧的发生可能仅仅只是无数悲剧的复制。
或许唯有当更多人反思这种悲剧并产生变革力量时,我们在缅怀逝者时,才好说一句“他曾经幸福过”,或至少让更多备受困扰的人有继续活下去的希望和可能。
作者 | 胡雅雯编辑 | 走走 罗东校对 |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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