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推动张玉环案医生:我不是在乎张玉环这个人,在乎的是真相

2021-03-17 23:33:51

65岁的张幼玲在这个夏天给自己惹来了“麻烦”。 被羁押9778天的张玉环拿到无罪判决出狱回家。在这个熟人关系盘根交错的村庄,张幼玲过去是被害家属眼里的恩人,因为“多嘴”揭开了小孩被杀的真相;如今,他角色反转,“多事”地帮助被公认的“杀人者”重获自由。 原本与他交好的同村村民,会和他打上70分钟的电话,争论案情、表达不满,“凭什么张玉环被放出来?”他还时不时会收到讽刺信息,有时攻击他的参与动机,有时连带人品一起骂,“张医生,你帮张玉环的官司能分多少钱?”“你无利不起早!” 连妻子也在电话里冲他干着急,“哎呀,人家都在外面传啊,说你就是为了钱,说你得了100万哩,你管那些事情干什么?” 在张幼玲“管闲事”之前,他已到武汉生活六年。鲜少人知道,这位过去在进贤县北岭林场工作的医生与张玉环案交集颇深。 在这个城市里,他只是一位诊疗男科疾病的医生,住在月租1000元的社区老屋。楼里没有电梯,做饭用的是煤气罐。入夜后回家,张幼玲得打开手机上的电筒灯光,以免在黑暗中跌倒。 大多数时候,他会在清晨六点半醒来,简单锻炼后吃点面条或鸡蛋,再骑个8分钟的自行车,前往一家私人医院门诊部开始每日工作。每个月,张幼玲都会一次攒够6天假期,乘坐火车返回江西老家探望妻子和91岁的母亲。家里大小事务都得他操心,一颗电灯坏了得等他回去修,妻子的糖尿病药也是他开好再拿回去。
张幼玲今年65岁,2014年来到武汉工作,在一家诊所当医生。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但对张幼玲来说,这些年,他内心的压力是一点点增加的。最初,只是一个小小的疑惑,“为什么张玉环一直没被枪毙?” 一次偶然的机会,张幼玲前往江西温圳监狱探望同事,无意中得知,同监舍的张玉环一直在绝食喊冤,直到2012年张幼玲的同事出狱,张玉环仍在申诉。 他偶尔听闻张玉环家的变故:妻子宋小女与张玉环分开后前往福建打工,两个就读于林场小学的儿子时不时会被欺负,但“杀人犯的孩子谁会在意呢,那时大家都恨他”。 2016年底,张幼玲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四名被告人宣告无罪,颇受震动。在那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主动找记者陈述案情,与张家亲属、律师们一起推动案件进程。 他说自己从未后悔人生多次卷入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只觉得这辈子明明白白做了件事,“我帮他,不是因为在乎张玉环这个人,我在乎的是真相。”
“我只是起了牵头的作用” 新京报:有媒体把你定义为张玉环案的关键推动者,你怎么看待自己在案件中的角色? 张幼玲:定得太高了。其实我在里面只是起了一个牵头的作用。努力起作用的,还是最早帮助案子的曹映兰记者、王飞律师、尚满庆律师,还有张玉环自己的亲属,这是实话。 新京报:你具体做了些什么? 张幼玲:两个小孩不能无缘无故地死了,当年通过公安部门的调查,把张玉环抓住了认定他是凶手,我们全村,包括我在内都非常认可这个结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的压力是一步步增加的。 我当时有几个疑点。第一,隔了那么久,张玉环为什么还没枪毙?为什么还没有把他伏法? 第二,我去温圳监狱探监的时候,我的同事说起张玉环的事,说他在里面叫冤,绝食自杀,这增加了我的压力。 2012年春节,我同事减刑提前出狱,跑到我家来玩,又说到张玉环的事。这是我第三次的压力,他既然叫冤,冤在哪里?我很想弄清楚这个事,但是苦于没有出路,不知道找谁来问。 第四次压力,来源于2012年之前的某一年,阴历六月份。我从外面出诊回来,骑车在张家村的公路上。那是下午两点,非常热,水都烫脚,全村人都在家里休息不出来,只有张玉环妈妈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犁田,我看着心里好疼。 我手头有江西电视台钟记者的联系方式。2016年在报纸上看到江西乐平冤案平反,我就很高兴,发信息给钟记者,“我有个疙瘩总压在心里,给你说一说好吧”。后来他给我介绍了做法制报道的曹映兰记者,通过曹记者,我们找到了王飞和尚满庆律师。 2017年过小年的时候,大家去了趟张家村,宋小女也赶过去了,我那时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她了,她管我叫大哥,边哭边说。我知道她一身病,看着也心疼得要命。我告诉她,“不管怎么样,这个事如果是张玉环做的,那他罪有应得,如果不是他做的,也想把这个事重新整理一下,给他一个说法,这就是我的初衷。” 那时候律师也说,帮助张玉环申诉可能需要三年五年,也可能八年十年,还有可能就是这样了,让我们和家属要坚持下去。
进入8月后,找他电话采访的记者颇多,他在台历上写下每天要做的事。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陈年旧案:张玉环不是唯一被怀疑的人 新京报:回到1993年案发的时候,你参与了案子的哪些部分? 张幼玲:我当时是北岭林场的医生,林场离我家就五六百米的路,出事当天下午就有好几个小孩家属跑到我这里来问,张医生你有没有看到两个小孩到这里玩?我记得很清楚,到了晚上天蒙蒙黑,那个6岁小孩的爷爷又来问我,小孩到你这里来玩了不? 第二天上午,来找我看病的人说小孩是在下马塘水库淹死的。我脑子里就有了第一个疑问,不可能吧,这个水库离我们村很远,村民的田地都不在那边,从村里去水库,要经过长满茅草的羊肠小道,小孩子起码要走二、三十分钟,一般村里孩子不会往那个方向去。 因为我老家就是张家村人,1969年我从林场下放到张家村种田,1972年又回到国营北岭林场做医生,对村里的田地、池塘都非常清楚。而且那时候正是秋收,二季稻都割了,池塘都是干的,裂开很大的缝,哪来的多少水?池塘的斜面不是陡坡,小孩不可能走着走着突然掉下去。 中午休息的时间,我躺着一直在想这个事,干脆爬起来骑个自行车去看,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什么,正好遇见他们准备把小孩埋了。两个小孩就放在草地上,身上盖着竹席。 新京报:在现场你看到了什么? 张幼玲:我本来就是带着怀疑来的,所以看得仔细。掀开一看就发现不对劲,大的那个6岁小孩,从嘴到两颊非常明显的淤血痕迹,是从嘴巴拉到面颊,向上的勒痕,胸部腹部还有很多拇指指甲盖大小被戳的紫色淤点。再一看4岁的小孩,脖子上有右手掐死的痕迹,四个手指加一个手指,非常清楚。 当时周围有不少家属,我说你们怎么这么傻呢?这么明显的痕迹都看不出,这是他杀啊。我是江西中医学院专科毕业的,成人自考,解剖学、生理学的书籍我都是非常熟悉的,我学过的知识里,怎么判断尸体上的伤痕,伤痕形成的时间大概多久我都能看出来。再加上我自己也爱好研究破案的东西,喜欢看福尔摩斯的小说,那天的现场正好用上了。 我印象很深的是,我说这个情况要报案啊,其中一个孩子的大伯问,“报案要交钱不?”
张幼玲家中的中医书籍。新京报记者杜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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