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是我们的宿命吗?

2021-01-12 23:33:50

2021年的第一个工作日,一则网传“某厂23岁员工加班后猝死”的消息刷屏社交媒体,再次引发公众关于“996”“过劳死”的讨论。根据网友爆料,该名员工生前从事买菜工作,1998年出生,年仅23岁。1月4日,出事方发布公开声明称,北京时间12月29日凌晨1 : 30,某张姓员工与同事一起回家的路上,突然晕厥倒地,后送往医院急救无效,不幸离世。
过去两年,类似的新闻与讨论并不少见。在996遍地走的今天,工作日加班,节假日加班已经成为了常态。“过劳”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生活底色。
2018年,我们曾就“过劳”问题采访过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教授。他是中国最早研究过劳问题的学者之一,长期研究中国过劳问题的根源以及对策。今天这篇文章,我们旧文重发,希望借此与更多读者一起思考“过劳”现象背后的工作困境与可行的解决方案。
采写 | 徐悦东
杨河清,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院长、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
“如果让欧洲人加班,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让美国人加班,必须认真的给他讲清楚加班补贴和调休等相关政策,他才有加班的可能;如果让中国人加班,有加班补助就早已感激涕零。” 这是网络上流传甚广的加班段子。在中国,不仅企业的管理层、白领、底层蓝领经常加班,连在很多人眼里悠闲的公务员也不能幸免。而且,很多企业连加班费都不能保证。据《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数据显示,中国九成行业周劳动工时超过40小时,住宿、餐饮业周平均劳动工时长达51.4小时,位居第一;建筑业、居民服务、修理及其他服务业位居二到四位,以上行业均超过《劳动法》规定的“特殊行业”49小时工时上限。 而根据2015年中国适度劳动协会会长杨河清的课题组全国抽样所做的调查,2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27.7%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1-48小时,26.5%的受访者每周工作49-59小时,18.8%的受访者每周工作60个小时及以上。而加班原因的前三位分别是“人手不够,工作量大”(30.7%)、“工作内容和目标有变更”(17.6%)、“递交任务期限短”(16.3%)。在问及加班工资时,56.5%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没有支付补贴,24.5%的人认为企业只支付了部分补贴,完全支付的仅占15.5%。
杨河清课题组按照日本过劳死预防协会的标准,对北京的白领进行预警分析发现,有61.6%的人已经进入了“红灯预警期”,即具备过劳死的征兆,而处于“红灯”危险区,即随时可能过劳死的状态的人,占据26.7%。形势十分严峻。
中国的过劳现象十分普遍,但是学术界却关注得很少《过劳时代》,森冈孝二 著,米彦军 译,新星出版社 | 新经典·岩波新书精选,2019年1月。《2014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赖德胜、孟大虎 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 杨河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关注的主流都是怎么去发展,比如经济增长、就业、工资、效率的问题。在经济落后的状态下,强调这些是没问题的。而过劳是属于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问题,这个得往后放一放。 而现在,大家普遍更关注民生问题。这里面也包括了健康问题。所以大家普遍关心食品安全和空气污染。职场环境和文化也关乎我们的健康。现在大家逐渐开始谈到这些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逐渐会有一些学者把视角转向研究过劳这种“非主流”的问题。 杨河清: 这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设定这个标准,最后进入立法。这是我们远期的愿景,离实现还太远。我们前期调研的工作还正在做,包括过劳的现状、群体、程度、原因和后果。假如想在现有的法律下,再增加预防过劳的条款,我觉得至少还需要十年。
而日本的标准建立得很好。2015年,日本安倍政府做了一个决定:日本每年都要发布过劳方面的白皮书。另外,在医学上,他们关于过劳死的鉴定标准是很健全的。所以,假如有人过劳猝死了,是可以诉诸法律的。 他们还解决了过劳抑郁这种疾病的判定标准。因为导致抑郁的原因有很多,所以这就要有医学上的研究了。还有,他们还解决了过劳自杀的判定标准。但是在中国,很多领域的学者没有把自己的学术资源放在这个问题上面。当然,国情不一样,我们也不可能直接把日本的标准照搬过来用。 剧照。作者 | 徐悦东编辑 | 安安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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