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共和党人与特朗普“割席”,为何粉丝仍对他“不离不弃”?

2021-01-12 23:33:46

当地时间1月6日下午,特朗普的支持者冲破警戒,闯入国会大厦,象征权力和平交接的认证会被迫中止,与会人员被紧急疏散。据新华社消息,在警民冲突中,现场有一名女性中枪身亡,另有一名女性和两名男性在紧急救治过程中死亡。特朗普的推特和脸书账号因发布煽动性信息而被暂时冻结。很快,华盛顿特区在当晚实施宵禁。 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发表讲话,称美国民主正遭遇“前所未有的攻击”,特朗普必须站出来结束这一切。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也对此次暴力事件表示谴责。共和党内部的众多人士纷纷跟特朗普“割席”,美国共和党的前总统乔治·W·布什也发声谴责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事件,称其“令人作呕”。美国副总统彭斯拒绝特朗普要求其推翻大选结果。特朗普则称“绝对不会承认败选”。 美国国会大厦遭到冲击 这场冲击国会事件成了一场可笑的滑稽剧,成为了各国网友的恶搞素材。尽管输了大选,特朗普仍在负隅顽抗,处心积虑地想改变大选结果。前几日,特朗普曾被曝光打电话威胁佐治亚州州务卿拉芬斯珀格篡改选举结果,否则他将起诉拉芬斯珀格。因此,《纽约时报》称其为美国历史上最目无法纪的总统,应受第二次弹劾,并永久取消其再次担任公职的资格。据CNN报道,越来越多共和党人士也认为,特朗普应该被提前弹劾和“免职”,尽管离“众叛亲离”的特朗普任期结束日期(1月20日)并不遥远。 许多美国网民认为冲击国会大厦这场闹剧非常“丢人显眼”,特朗普为了权力“吃相难看”,是美国文明的倒退。其实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就一直在提“特朗普现象”是“文明的倒退”。在进步主义的史观看来,文明是不断发展前进的。其实,用这种视角来描述现实未必准确,这反而会让我们理解不了现实当中许多所谓“文明的倒退”背后的深刻原因。 特朗普支持者冲进国会大厦 社会学家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既不是不间断的,也不是一直进步的,文明的进程一直遭受着“去文明化”的威胁。“去文明化”也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作现代化的内在威胁,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中也忧虑现代化会使得人性变得野蛮。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更强调制度对个体的影响,埃利亚斯更强调个体化对社会的影响。 由此,德国社会学家奥利弗·纳赫特韦从新自由主义制度约束对个人的影响以及社会和经济衰落的影响出发,分析了当代这种“去文明化”的进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群狂热的特朗普“粉丝”?特朗普如此“不正派”的形象为何会成为他们死心塌地崇拜的对象?特朗普的败选,为何会让他们更加相信阴谋论?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抛弃了他们,社会解体使得他们安全感和信任感缺失。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茧房”里,这群被主流抛弃的群体最终掀起了巨大的能量。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是“无脑”而“狂热”的;但在他们眼里,这是他们修补脆弱的自我认同以及安全感的来源。 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德]海因里希·盖瑟尔伯格编,孙柏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9月版 原作者 | [德]奥利弗·纳赫特韦摘编 | 徐悦东 继第一任黑人总统之后,美国差一点就由一个女人当家了。然而,这一宝座现在落入了一个敌视女性、排外而偏执的房地产企业家手里,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是的,他也许根本不想控制。唐纳德·特朗普在许多方面都反对西方世界自称的那一套 :作为蕴含着社会进步力量的自律社会,促进启蒙、平等和社会一体化。然而这些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滑坡现象,他们的自我形象受到动摇 :如今在政治舞台上出现了 粗野而疯狂的东西,让人深恶痛绝,危险的情感、暴力的幻想甚至杀戮的欲望被轻率地表现出来。 情绪控制四处侵蚀 :在互联网,在大街上,在日常生活中。 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文明的进程是一种社会融合的长期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了更多的情绪控制和自我约束。综合上述症状,我们正经历着倒退的去文明化的危险进程。 诚然, 互联网的回声室(Echokammern) 和过滤泡 (Filterblasen)加剧了怨憎。然而,将这些社交媒体——字面意义上的——视为怨憎的引发缘由而不仅仅是形成动力,未免过于短见。让计算机算法为此背黑锅,无异于让收音机对戈培尔负责。我们不该忘记,社交媒体也曾被视为民主反抗运动的力量之源。因此,我们需要分析一下去文明化的社会成因。 冲进国会大厦的特朗普支持者 将西方社会带入社会、政治和文化上“不适困境”的根本局面的特点是,生活方式、权利平等和不均衡之间的极不同步性。举两个美国的例子:在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整体提高的同时,白人男性工人的数量却下降了。非裔美国人已在参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系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在南部各州,他们早已不再被隔离。在形式上搞种族隔离的时代已经过去——只要人们不仔细追究。但倘若仔细想想,人们就会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平等与一种体系齐头并进,在这一体系中,大量黑人身陷囹圄,下层阶级备感耻辱。 下文不能对所有这些问题面面俱到地探讨,但是我想提出几个历史-社会学的论点,也许有助于理解西方工业国家(但不仅仅是它们)目前所经受的震动。矛盾的是,目前观察到的倒退至少有一部分是社会进步的副作用。这种进步中夹带着倒退的矛盾发展,正是目前西方资本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倒退的现代化”进程。通常涉及的是具有不同特性(例如性别或种族)的群体之间的横向公平,同样伴随着新的纵向的不平等和歧视。这一进步与倒退的特殊结合造就了规范化的文明苛求,也造就了在去文明化的倒退情绪中选择逃避的臆想的失败者。 该如何理解文明化和去文明化?  关于文明进程的一种核心理论源自诺伯特·埃利亚斯。对埃利亚斯而言,现代文明是一系列社会结构和心理结构变化的成果,通过社会分化和人类整体的相互依存体现出来。这导致了个体的自我约束加强,情绪控制形成新的心理特征,思维空间扩大,尤其是摒弃了及时满足,以及开始长远地思考。 文明进程的出发点在于宫廷社会中中央权力和竞争分化过程的形成。它同时也是后来特定社会群体兴起的结果。在18世纪至20世纪之间,随着中间市民阶层向贵族和上层市民阶层靠拢(同时与其融合),逼迫圈内人与其分享社会权力,这一阶层率先代表了进步思想。此外,他们还代表着对未来的乐观展望,有时他们甚至与部分产业工人阶级为伍。通过 这些社会进步运动,其间虽然某些特定群体的部分特权受到损害,但是所有群体都参与到了社会现代化中,即便是常见的群体矛盾也退居幕后。

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大厦 埃利亚斯的文明理论与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Dialektik der Aufklärung)的出发前提是一致的:后者依靠弗洛伊德的假设,认为伴随着文化发展的是欲望的升华,以致个体的外在约束最终转化成自我约束。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由此得出,一个合理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匿名统治的世界。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存在一种总体性的社会统治个体的趋势;与此不同,埃利亚斯将个体化的过程分析为与当时社会权力平衡存在历史相关的性格结构的改变。然而埃利亚斯认为,文明的进程既不是不间断的,也不是进步的,对他而言,文明化“永不落幕,一直处于危害之中”。因此它一直受到其对立面的威胁 :去文明化。去文明化也被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称作现代化的内在威胁 :“相反,当进入真正的人的状态时”,他们曾如此忧虑地说过,人性“便沦为一种新型的野蛮”。 接下来我将继续研究这两种去文明化。我的观点结合了批判理论的立场和埃利亚斯的观点,前者考虑到了制度约束对个体的影响,后者使得个体化进程及社会权利平衡改变的意义得以被理解,对目前出现的去文明化进程有所帮助——如果补充一个中间尺度的话,即社区和中介组织的角色。第一步,我针对〔新〕自由主义制度约束对个人的影响和倒退的现代化背景下的解体动态提出一个设想。第二步,在提出关于去文明化进程的论点之前,讨论社会和经济衰落的影响。 个体化与倒退的现代化个体化原本是文明进程中的一方面:现代化社会基本的自我描述之一就是,其成员可以作为独立的个体。个体化进程基于从传统和限定的社会形态中的释放:传统的社会关系、 家庭、当地社区、邻里关系,全部都变得不那么重要。然而矛盾的是,现代化的个体最终要依赖社会,因为他摆脱了传统社会关系。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生活移动性变强,人们往往不再与父母住在同一条街上,因此需要一个可以在上班时帮忙照顾小孩的日托中心。然而由于福利社会的去集体化和向心力的减弱,个体的个体化越来越消极。社会衰落已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特征之一,其风险难以控制。 社区和中介组织在这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无论传统生活方式和〔阶级〕阶层如何停滞不前且令人窒息,它终究为反面事例提供容身之地——例如失业,社会风险不被视为个人错误的后果,而是共同的命运。协会和俱乐部,这些如今属于市民社会的场所,不仅提供给人们从社会压力中退避和解脱的空间,而且在这里还可以组成〔即使是小规模的〕社会——或者反社会。这一点对于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都适用。在这个地方,人们体会自我效能感,自己说的话被重视。人们可以在此表达不满,但同时实现一种社会化、集体认同、社会融合,事实上还有社会控制。在这一层面上,社区和中介组织始终也是民主和文明的学校。而其重要性日益下降,导致个体面对社会约束和变化时往往只能依靠自己。 就目前来看,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关于个体化所持的观点在许多方面还有待考证。经济危机之后,虽然新自由主义在许多方面告终,且实际上国家已经回归到经济政策上来,但是新自由主义并没有被埋葬,而是被保护起来。市场继续为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参照。皮埃尔·布迪厄称这一机制为象征性暴力(symbolische Gewalt):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市场,对其逻辑表示赞同——有时自愿,有时勉强。霍克海默 在新自由主义中,自我约束和永久升华的压力很大:人们必须始终乐于竞争,相互比较、评价与优化。苛求、堕落、屈辱和失败都归咎于自己——然后欢天喜地等待一个新的机会。面对相应的文化改变,传统主义者对于适用的行为标准会感到不安。假如有人想要违背新自由主义,市场和国家会携手一致惩罚他。在这一点上,希腊人很有发言权。 新自由主义、对市场近乎宗教般的信仰是“工具理性”(instrumentellen Vernunft)的体现。霍克海默认为,在工具理性的统辖范围内,一切都屈服于一种目的手段——理性,自然和自我的统治逻辑。由于其表现得无可替代,绝对独裁的市场信仰是一个“奴役人类的匿名上帝”。霍克海默的这一解释用于理解威权主义中的自主性外衣是非常有效的。市场的无可替代迫使个体内化这一点。启蒙运动的先驱认为,人可以统治世界。在完全工具理性的庇护下,人对世界的控制转变成了世界对人的控制。与市场一致的个性成为社会的要求。 实际产生的现代个体自主性与其市场功能息息相关。胜者得到自主权分红,而败者接受惩治和污名化。尽管现代个体依然依附于机构,但却越来越去社会化。他从一个参与或多或少有组织的、具有集体向心力的机构的公民变成了一个市场公民、一个有权利的客户。解体的市场造成了永久的不确定性,侵蚀着许多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体验— 他们不再相信他们可以掌控目前的状况和未来。对于清晰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需求不再被满足。矛盾的是,我们的宽容文化导致了内疚感的增加,因为虽然人们能做的很多,但是必须保持文明,保持经济成效。简单来说,自我约束、内在化又会成为社会的外部约束——情绪积累,文明的自我约束减弱,怨憎像通过了泄压阀一样逃散。 同时,社会解体的过程也在发挥着作用。例如,阿克塞尔·霍耐特(Axel Honneth)曾援引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论证,(1)法律体系、(2)经济和(3)家庭都具有双重功效:系统功效和社会融合功效。然而,这些子系统的运作方式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解体的资源,甚至变成了一种“社会冲突的野蛮生长”。 在每个领域,人们都能发现一种倒退的现代化:(1)在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方面近来有所作为。然而,在男女平等、种族平等、同性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的同时,社会公民权利(例如临时工的)却支离破碎。这使得(2)经济领域的不稳定工作关系增多。如此看来,近三十年来自由主义逻辑的解放进程与文化平等和市场管制放松是互为关联的。最后霍耐特强调,根据帕森斯,(3)父亲和一家之主的角色对于社会稳定意义重大。一家之主这一角色可以弥补人们在工作生活中遭受的不被认可。然而, 与此同时,许多男性不仅失去了养家糊口这一位置的权威,还失去了一家之主的象征性作用。 从19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集体上升走到了尽头 20 世纪文明行为标准的进步不仅基于自我约束的增长,还基于“对生活习惯标准的遵守”。其中一个关键的先决条件是高度的社会和精神安全感。地位和等级竞争虽然依然存在于日益包容和平等的社会,但已越发转移到如体育、消费和文化这样的领域中。 自20世纪中叶起,新的社会运动活跃起来,改变了社会的权力平衡,人们只关注女权运动,关注那些寻求权利、性别和身份认可的运动。圈内人虽然保住了他们的位置,然而在20世纪末就已经出现了新的地位、身份和行为不安全感。 从1980年代,最晚199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的基本动力就已经发生了根本转变。集体上升的进程走到了尽头,不是所有人都向前进了,有的人又开始倒退了——特别是那些之前属于广义上的圈内人的群体,比如由技术工人组成的中下阶层。 社会进步自然也熟悉过去的失败者,然而今天的失败者往往多多少少是昨天的圈内人。

奥利弗·纳赫特韦(Oliver Nachtwey),1975年生于德国翁纳,来自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的社会学家,主要从 事劳动、不平等、维权抗争和民主等方面的研究。他为《德国日报》 和《星期五》周报撰写了大量文章。近著《衰落的社会——论退行现代中的反抗》(Die Abstiegsgesellschaft. Über das Aufbegehren in der regressiven Moderne, Berlin: Suhrkamp, 2016)。 埃利亚斯眼中有两个维度 :第一是一个国家中的群体的崛起与衰落;第二是世界体系中国家地位的兴衰。纵观历史,他分析道 : 这种衰落、权利和地位丧失的直接结果就是沮丧和失落感、价值和目标遗失感,夹杂着占据上风的犬儒主义、虚无主义和自我主义倾向。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正是在世界体系中一度领先的西方国家中,有一些特定群体出现了相对衰落。而往往正是在这些群体中,像“Make XY Great Again”(让……再次伟大)这样的独裁消息频频出现。这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发展息息相关,它正在经历倒退的现代化这一特殊形式。可以断定,首先是全球经济异常蓬勃的发展。从1980 年代末开始,国家之间的收入不平衡有所缓和,这首先与亚洲的经济繁荣有关。金砖五国已经赶上并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态。在那里有全球化的赢家,新的全球中产阶级,虽然与西方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还是相对贫穷的。由于中低阶层的收入停滞不前或者顶多略有增长,西方世界内部的不平等加剧。 旧工业化世界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是全球现代化中的失败者,他们必须眼睁睁看着自己是如何将脚下的土地失于他人的:失于世界主义精英,失于高素质的全球化成功者,失于新兴资本主义中产阶级。那些低等或中等学历的男性还经历了其他方面的挫败和不安全感 :如上文提到的,他们往往已经失去了象征性的一家之主的地位,相对于难民和其他少数群体处于不利地位。 相应的怨憎不仅出现在道德基础中,然后被政治运作者把控,而且还被圈内人活跃分子煽动并合法化。就像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在2011年 3月已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要保卫自己,反对外来移民进入德国社会体系——直到最后一颗子弹”。鉴于这样的言论,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说辞并不奇怪。 去文明化进程的原因是什么?  诺伯特·埃利亚斯认为,去文明化的原因主要在于定居者(圈内人)和外来者(圈外人)的权力斗争。“相对于新崛起的外来组织”的权力丧失“不仅引起了出于经济原因的激烈反抗,一场对旧秩序几乎脱离现实的诉求”,受牵连的群体更多地感到“自我价值中的自卑”。如果定居者认为自己由于外来者而受到威胁,那么他们就会表现出轻蔑。 去文明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于缺乏安全感的人——没有什么方式是粗鲁而野蛮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就是他们无上的权力和高大的自我形象……他们在下坡路上越感到脆弱、无助和绝望,就越敏感,越要为其权力背水一战,于是他们的行为就越粗鲁,越可能无视和破坏他们引以为傲的文明行为准则。因为对于统治阶级来说,文明行为准则除了其他作用外,更多的是其权力的象征和工具,也只有如此,才有意义。因此权力精英、统治阶级或者国家,为其卓越的价值观、卓越的文明而战斗,而采取的方式却往往与其声称所代表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背水一战的捍卫者很容易就变成了文明的破坏者,很容易变成野蛮人。 这些去文明化的现象不仅出现在中低阶层,也出现在精英人士中,在中等学历、中等收入的中年男性中尤其突出。其他的还不便多说,研究才刚刚开始。除了每天陪家人吃过晚餐后,在互联网上关注或者传播负能量信息,他们还有什么共同点呢?他们感觉自己——被精英人士,被全球化,被女性,被难民——所鄙视、所利用。他们感觉自己变成了社会的圈外人,成为自己国家的少数群体,没有归属感,不被重视。这种明显的地位丧失导致他们通过“消极归类”其他群体来寻求平衡。物质和文化上的地位缺失是怨憎、负面情绪、身份认同和阴谋论的催化剂,这些方面早已被确定为威权主义人格结构的特征。也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臣服于臆想的市场在经济上的不可替代性,释放了“独裁的侵略”。 埃利亚斯 谁若是感觉被社会所抛弃,谁就失去了自我效能感。因此许多人采取特定的策略来重新提升自我价值。这既可以是在实践层面,也可以在认知层面。一个矛盾的结果是,人们期望通过来自权威机构的外部约束来获得救赎。埃利亚斯提到了纳粹主义,在那种充满不安全感的情况下,一种“对强大统治者的控制的渴求”便产生了。不安全感再次引发怨憎,要求认同,要求新的“我们”感觉。激进的个体化所提出的根本问题在于集体认同的角色,在于人们一直寻求一种“我们”感觉。身份政治也是一种对社区和中间机构遭受侵蚀的反应。激进让人重新感到自信。 显然,过去的一些群体不再认为保持文明行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作为解放的个体,他们在互联网上几乎不再受社会约束,不为负能量信息负责,任由他们的偏见传播。最终他们 在怨憎情绪联盟中得以满足 :在德国另类选择党中,在唐纳德·特朗普或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上台时。使这些群体团结一致的力量在于,以想象的西方文明的名义,反对现实文明。 摘编|徐悦东编辑|石延平导语校对|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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