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这位日本学者,你可能再也见不到这件千年国宝

2021-02-03 23:33:35

碎屑静静落下,成为空气中飞舞的微尘;色彩悄无声息地黯淡,漆皮龟裂,金箔剥落,留下片片黑斑。衣纹的褶皱消磨殆尽,清秀的眉目混沌不清,灵巧的手指不知何时折断消失,只留下空荡荡的衣袖,仿佛在与注定的磨灭进行着捉迷藏——这就是时间的侵蚀。这种侵蚀无处不在,每分每秒都在发生。它当然也发生在苏州小镇甪直的这座名为“保圣寺”的寺庙里,也会发生在1926年5月3日的那个黄昏时分。 寺门开启,静寂许久的尘土,随着进入者的脚步陡然喧哗起来,萦绕着这位走进大殿中的老人,他体态瘦削,短短的头发虽然花白,但仍然根根挺立着,颧骨嶙峋,额间沟壑纵横,须髭像荒草般从苍老的皱纹中滋长出来。当他静默站立时,仿佛成为了大殿中众多神佛塑像中的一尊。凝视的目光与佛像的慈眉低目相对,虽在同一时空,但两者之间却已相隔了千年的时光。尽管对保圣寺的这些经历千载的塑像来说,百年时光,不过瞬息,但对这位老人来说,这一见,却已经是他一生的等待。 大村西崖铜像。他身着一身中国式的长衫。

这位老人名叫大村西崖。这个名字,在今天,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都少有人知。但在20世纪初,却声震两国。他是当时日本最出色的美术史学者之一,在东洋美术研究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撰著的《中国美术史·雕塑篇》(即《中国雕塑史》,中译本2020年9月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直到今天,仍是难以逾越的经典名作。1921年,大村西崖首度来华考察,交游圈子几乎倾尽中国南北的书画界。从逊清朝廷的遗老遗少,到新文化运动中风头正盛的学者。这位日本学者以自己的博学和诚挚打开了那些收藏家秘不示人的庋藏宝库,将历代传承的书画名品借给他进行拍摄记录。中国的历史文化也让西崖深深着迷,就像某种难以遏制的激情,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地踏海而来。对西崖来说,中国是他心灵上的故乡。他眼前的保圣寺大殿中的这些古老的雕塑,尽管是初次得见,却已经是他魂牵多年的乡愁。
本文出自11月28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塑壁心影:大村西崖与中国雕塑之缘”专题B01版。

撰文 | 李夏恩  且喜且悲:岁月侵蚀的“国宝”
大村西崖或许多少能意识到,自己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中,都弥散着千年的岁月。这并非仅仅是一句譬喻,而是他所目睹的现实——这座始建于南朝梁代的寺院,在过去千百年中,屡经兴废,如今更是残破不堪。门屋已经支柱倾斜,两隅原先树立的天王神像,已经荡然无存。古老的大殿,柱脚已经腐朽,但仍能看出柱础已经是五六百年前的遗物。迈入大殿,眼前的一切更让人心生凄恻:“室已颓败,由承尘隙处,竟可仰觇白云动荡,佛坛后壁,亦塌损几尽。” 积尘结网的佛坛上,丈六坐身的本尊释迦佛像的趺座,业已破坏,侍立一旁的阿难像,“像心柱已折,倾倚本尊”。但就在这一片萧条荒败之中,却隐藏着一件稀世珍宝:大殿东西两壁的海山塑壁和立于其间的罗汉塑像。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立体的山水巨作,山岛竦峙、礁石嶙峋,惊涛腾空,巨浪拍岸,汹涌之势,仿佛扑面而来,却仿佛被神力瞬间定格,以防打扰了山岩树石之间罗汉们的修行。尽管岁月侵蚀,色彩剥落,但罗汉们的神情姿态,却未减分毫。无论是屈身致礼,还是趺坐沉思,抑或是凝视望仰,都栩栩如生。可以从捉鬼伏虎的神通者身上看到嗔怒勇武,也能从修行者的低首阖目中感受到安逸恬淡。在讲经者无言的呢喃声中,松荫下的猿猴似乎也忘记灵巧,衔花的牡鹿也停止了跳跃,千年的尘土落在树间的鸟巢上,在逐渐暗淡的金色斜阳下,听不到一声啁啾。 对大村西崖来说,眼前的塑壁和罗汉,不仅有美学上的艺术瑰宝,其中蕴藏的深厚历史,更值得考证探究。根据甪直当地代代相传的说法,这令人叹为观止的雕塑珍品,乃是唐代雕塑大师杨惠之的杰作。在撰于17世纪的甪直方志《吴郡甫里志》中如此记载道:“大雄宝殿供奉释迦牟尼像,旁列罗汉十八尊,为圣手杨惠之所摹,神光闪耀,形貌如生,真得塑中三昧者,江南北诸郡莫能及。” 保圣寺罗汉像之一。

志书中声称,虽然杨惠之的塑像在昆山慧聚寺尚有一尊毗沙门天王像,但这尊塑像“后为俗工修治,遂失其意”,唯有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像“虽历朝粉饰,渐异原本,然古致犹存,为别处所无”——成为这位唐代雕塑圣手的世间仅存遗珍。 对大村西崖来说,杨惠之的塑像还有别样意义。他不仅是一位美术史家,更是一位出色的雕塑师,杨惠之是他早已心向神往的前贤。早在十多年前,他在撰著成为经典名著的《中国雕塑史》时,就已注意到这位“中国空前之大雕塑家”,是可以与画圣吴道子相抗席的雕塑圣手。在之后撰写的《东洋美术史》中,他更写道“盛唐以后之雕塑,其婉巧新颖,盖皆本于惠之”。可以说,杨惠之乃是唐以后历代雕塑家仰望的鼻祖。 “惠之于佛像及壁塑,不第深入堂奥,更无处不与前贤塑相之术相吻合,用能笼罩古今,驰骋奕代。”然而令大村西崖遗憾的是,他只能从文献记载中揣想这位雕塑圣手的种种神工伟业,而他的作品,却从未亲见目睹。如今,在他眼前的这铺塑壁罗汉,相传正是杨惠之的名作,自然让他惊喜雀跃。大村西崖凭借美术史家的专业目光,更发现了另一个意外之喜,那就是罗汉背后的海山塑壁:
“壁端山岩,树石,云水之配景,有关文献,殊足令余惊喜!多年臆测之塑壁,今日始获亲睹,诚幸亊也。北京西山等处有极新之塑壁,直隶正定龙兴寺,有普贤来仪图古塑壁,余亦仅得觇其影片;至顾氏等,则只知有像,而不知有壁,良以塑壁之真价值,于今日之美术界中,尚未为人所认识故耳。今余乃于无意中得之,又安能不对之流连而不忍去乎?”
保圣寺罗汉像之二。

在那个黄昏,这位六旬老人徘徊流连,顾望许久,直到天光被晦暗收敛,佛像塑壁渐渐隐没在阴翳之中,他才踏着砖缝间生出的野草幽花,眷恋不舍地离开这座梦系已久之地。僦居旅社的僻陋不洁,“虽令人感及物质上之不快,然余以夙願已偿,心逸体疲,梦神魔力,遂得迳夺物质上不快之席。” 甪直在夜色中沉睡,湮没了白日的人声喧嚷,一如这座古镇昔日的繁华暗淡凋零。大村西崖翻阅地方志书时发现,这里曾经也是文物昌盛之地。“明清二代进士之出此邑者,凡二十七人”,晚明两大名士陈眉公和吴梅村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陈眉公亦尝寄寓甫里许氏之梅花墅。清兵南下之际,吴梅村挈百口避难此地之褚家湾吴氏宅。此种事实,皆由诗歌而流传迄今。”它距离繁荣发达的上海,亦不过数小时车船航程,但不知为何,在20世纪,这里却仿佛成了世界遗忘的角落。大村西崖的同胞,在上海旅居者数量庞大,但似乎也未注意到这座近在目下的古镇。 此时此刻,大村西崖是这座古镇中唯一的日本访客。在翻阅甪直方志,他忽然看到一桩隐没已久的陈年往事:“明嘉靖三十三年,即日本天文二十三年,端节,倭寇突至此地,驻留数日,焚掠甚惨。”尽管此时已经过去了三百七十二年,这段史事也早已埋在了满布尘灰的志书角落,被甪直人所遗忘,但同样身为日本人的大村西崖却牵挂心头:
“灼然一切,初不以其为明日黄花而忘之也。” “唐塑保存运动”:与时间赛跑的争夺战
“窃思余以越世殊族,乃以学术之故,不惜以衰躯远渡瀛海,至此僻地,为日人涉足之开端,殊为惘然不能自已。”
保圣寺罗汉像之三。

吸引大村西崖这位异域学者,踏海万里,来到这座僻远古镇的因缘,是一封中国友人陈彬龢的来信。陈彬龢是大村西崖《中国美术史》的中文译者,也是当时中国学界文坛的一位争议纷纭的传奇人物。他的学术经历和水平都令人质疑,《中国美术史》的译本是否真的出自他手都是一宗悬案。但他确实长于交际,善于交际人脉,先后受到南开学校创始人张伯苓和新闻界大佬史量才的赏识,先后充任南开中学图书馆长、中俄大学总务长并出掌《申报副刊》。虽然被时人讥为“不学有术”,但他敏锐的嗅觉非常善于捕捉热点聚拢目光,壮大声明。 甪直保圣寺的罗汉像,就是他铆准的热点事件之一。这些罗汉像最初的发现者,是以“疑古论”名著于世的历史学者顾颉刚。1918年,因发妻病逝哀恸心伤的顾颉刚在友人的邀请下,前往甪直古镇纾解心情,游览之时,偶然间发现了这些罗汉塑像。此时的保圣寺,在半个世纪前的太平天国之乱中饱受荼毒,之后便日渐颓败,到顾颉刚前往参观的时候,寺庙殿宇已经坍塌。但寺庙中的塑壁罗汉仍值得一观。尤其是其中四尊塑像,据称未曾经过后人修饰,乃是杨惠之当年的真迹: “这寺的罗汉和别寺的罗汉两样。别个寺里,罗汉总在两壁排班坐着,面上身上满涂着金。这寺的罗汉是着色的,尤其是未失真的几尊着得特别浓重。两壁是堆塑的山,十八尊罗汉有的是在山顶上,有的是在山坡上,有的几个凑在一处,有的两个隔开得很远,极参差不齐之致。最好的,是各有各的精神,各有各的注意对象:谈话、题壁、打坐、降龙、伏虎,他们真在山上做这些事情,并不是替三世佛排班护卫。未修过的几尊,衣褶的轻软,可以显出衣服中的筋骨;面上的筋肉更能很清楚地表示他们的神情。”
“我看了这些一千年前的古美术品,使我不能忘记。”但这次参观,只是引起了顾颉刚的兴趣。直到四年后,他与友人,也是著名摄影师的陈万里再到甪直探访,却发现“保圣寺的大殿已坍却一部分了。原有的四尊真迹,题壁的一尊和我忘记了样子的一尊都倒坏了。这一见真使我恼怅万分。万里带得摄像机,即把仅存的二尊摄了二帧,把虽有增饰而尚有神气的降龙一尊也摄了一尊。”这三张照片,成为了保圣寺现存最早的影像。顾颉刚也发现,这几尊现存的罗汉顶上,已经屋瓦荡然,恐怕再经历几场风雨,便彻底荡然无存。于是,顾颉刚致信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和北大校长蔡元培,期望他们能发挥自己的影响力,保护这些“一千多年前塑像名手的作品”不致“绝灭”。
历史学者顾颉刚。

虽然蔡元培之后致信江苏省教育会和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请其会同甪直乡教育会会长沈柏寒对塑像加以保护,但由于工程浩大,难以筹款,只得搁浅。1923年6月,一位友人告知顾颉刚“保圣寺的罗汉坍塌完了”,尽管这个消息后来证实只是个夸大的传言,但仍然激起了顾颉刚“一夜的失眠”,他很不高兴地写了一封信给陈万里抱怨:“亏得你照了几个相,还留存一点影子,你真是杨惠之的唯一知己。” 在懊恼之下,他决计将保圣寺罗汉厄运遭际写成文章,发表在1923年第59期的《努力周报》上,公诸于世,寻求公众的支持和捐款:“我们想,洛阳的龙门造像给兵士打碎得不成样子了,泰山上的没字碑给某校的学生刻上字了,无论智识阶级与非智识阶级一例的没有历史观念与艺术观念,把先民的遗产随便打破,几个唐人塑像在他们眼里原是算得什么。但我总希望在这一件事上,有几个智识界的真领袖出来,好好的做了,一雪妄人破坏艺术的耻辱,一雪妄人不知艺术而占据艺术界的耻辱,一雪妄人只知占据地盘,说好听的话,而不肯真心作事的耻辱。” 一场“唐塑保存运动”就此拉开了帷幕。顾颉刚更连续发表文章,与保圣寺罗汉的照片一起刊登在畅销期刊《小说月报》上。最初,这场运动进展尚称顺利。这篇文章引起了蔡元培、胡适、任鸿隽等社会名流的重视,江苏省教育厅长蒋维乔派员与苏州当地官员商讨此事。最终决定雇佣苏州塑佛人陶子泉将五尊塑像拆下,存放在保圣寺旁的陆龟蒙祠中。但与这五尊罗汉相比,其他罗汉仍然留在原地,与塑壁一起,饱受风霜雨雪之苦。 事情尚未完全解决,便不得不告一段落。在这场运动中,甪直当地乡绅沈柏寒扮演的角色值得深思。身为甪直乡教育会会长,他是拆迁罗汉像的主要负责人。拆卸款项,也是由他自己筹款。但在顾颉刚和另一位探访者赵君豪的记述中,沈柏寒却并不是以罗汉保护者的形象出现的,恰恰相反。这位乡绅一直觊觎保圣寺的地盘,期望将它并入自己作为校董的甫里小学。所以他只是迁出罗汉像,却对寺院本身颓坏坐视不理,甚至期望它早日彻底坍塌,如此,便可“将保圣寺中残毁庙屋,全部拆除,圈入甫里小学作校地”。 在今天看来,拆毁文物古迹兴建学校的做法,可谓愚昧无知。但在20世纪初,这一举措却深入人心,有着充足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正当性的来源,正是自清末新政时期兴起的“庙产兴学”运动。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作《劝学篇》上书朝廷,力主广开民智之要,在于兴办学校,有鉴于各地学校经费不足,但寺院地产屋舍众多,而僧道神教,本是导人迷信,无益于民智开化,因此大可以动用全国寺庙财产作为兴学经费。辛亥革命后,颁布管理寺庙条例,以全国佛寺产业划为公共财产。新文化运动更挟企图摧毁旧日一切的革命巨力,寺庙沦为旧日愚民迷信的象征,理应破旧立新,在迷信颓败的废墟上树立起新文化的大旗。1920年代国民革命运动的兴起,更加推波助澜。国民革命军北伐运动矛头所向,在打倒军阀的同时,昔日神佛所居的庙宇,也难逃革命的株连。各地强征寺庙事件屡见不绝,各种暴力殴逐僧道,拆毁寺庙的事件所在多有。与之相比,沈柏寒等地方乡绅坐待保圣寺坍塌再划归学校的做法,已经是相当柔和。更何况他还主动筹款迁走了具有文物价值的五尊罗汉像。 保圣寺的存留与拆毁,一旦被赋予开化与守旧、革命与迷信之类的意识形态,便成了一场反复拉锯的鏖战,双方之间各执其理,资金的匮乏又提供了物质上的客观阻力。当顾颉刚一筹莫展之时。他刊登在《小说月报》上的文章和照片,被陈彬龢敏锐地捕捉到,随信件发送给了隔海相望的大村西崖。一如他所预料的那样,这一切成功地引起了大村西崖的兴趣。将他引领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所谓保圣寺杨惠之罗汉像前。 《塑壁残影》封面。

与顾颉刚只是历史学家不同,作为美术史家的大村西崖更能用专业的眼光考察这些塑像。而他得出的结论,或许会让顾颉刚失望。虽然根据方志记载,保圣寺创于南朝梁代,“明崇祯七八年重修时,大殿梁棋最高处之板,刻有岁月”。但根据大村西崖通过北宋《营造法式》的考证,大殿的建筑“实为宋时所建筑”。尽管大殿不是唐代所建,但在梁思成发现山西南禅寺这座唐代建筑之前,大村西崖认为“此寺实为中国木材建筑之最古者,以其僻处穷乡,故能独逸红羊之劫,岿然鲁殿,诚不可谓非大幸亊也。”至于顾颉刚心心念念的唐代塑像罗汉,也并非出自盛唐塑像圣手杨惠之之手。大村西崖写道:“据可知者,十六罗汉画塑,实始于唐末五代之禅宗”,那么只要出现十六或是十八罗汉,就可以肯定不是盛唐时代的作品。仅这一点,就全盘推翻了顾颉刚的判断。在征引文献,列举数例之后,大村西崖得出结论:“由此观之,杨惠之有十六罗汉,或十八罗汉之作,究难取信。则保圣寺之十八罗汉塑像,不得不谓为与本尊佛像,同为祥符重建时之物也。” 大村西崖出于学术严谨考虑,尽管可能性微小,推测或许有些罗汉像有其所本,在一定程度上摹仿前代塑像,因此“臆必当摹作之际,旧作诸像之未十分破损者,或加籹銮而用之;其不可救者,则摹之,并增新作以满十八之数;其配景亦皆规抚原作,故其真态,尚不至于全漓”,或许杨惠之当年的手泽犹存。但这些不是唐塑,而是宋塑,却已经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顾颉刚奔劳三年、为之热诚付出的塑像圣手杨惠之唐塑罗汉,就这样被大村西崖从专业领域判为谬误。然而大村西崖却从被顾颉刚忽视的背景塑壁上有了新的发现。他注意到海山塑壁的手法,与罗汉像的塑法并不一致:“其岩石皱法,全属唐风,不似宋式……图中石皱,随处胥表现唐人作风,亦即后代和绘皱法渊源之所自。是故保圣寺塑壁之石皱,与此政复相同”——换言之,被忽视的塑壁,才是真正的唐代原物,也是甪直文献坊间流传的杨惠之手迹传说的由来本源。
大村西崖离开甪直的那天,天色隐晦,午后暴雨突至。墨云绳雨之间,时间倏然而过,当他返回上海时,已经是万家灯火。而他刚刚考察过的塑壁和罗汉像,则再一次经受风雨侵蚀。而每一次风雨,都是对这些千年前的艺术瑰宝世间生命的摧折。
“更越数年,恐除此影片外,将无复若何形状可睹矣。” 大村西崖也感受到了这些艺术瑰宝未卜的命运。在回国后,他的考察笔记《吴郡奇迹:塑壁残影》以最快的速度撰写成稿,付梓刊印,流布于世。精心拍摄的二十八帧照片,向读者展现了中国的这个被人遗忘的古镇中,隐藏着如此珍贵的艺术瑰宝。
《塑壁残影》中的照片,保圣寺建造于乾隆年间的山门,大村西崖记录道:“为乾隆砖造,形似牌坊,石作雕饰,虽交错其间,然于考古学术上殊不足道”。但这扇山门今已不存。

这当然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
但庆幸的是,他跑赢了。
功成,身逝
“千里马是有了,但是伯乐呢?顾先生陈先生不能算,高先生任先生也不能算,江苏的当道更不能算了!我现在硬要把日本东京美术学校的教授大村西崖比做‘伯乐’……大村在东京,得着朋友陈彬龢先生一封信,和《小说月报》中几张照片,便不远万里而来。到甪直去参观!真惭愧,他出国的时候,还怕这种宝物保存得太严密,外国人恐怕看不到,觉得一切事宜都踌躇可虑?然而毕竟冒点危险来了,我们这一些正在喝凉风的罗汉,被他饱看了五天!他请摄影师照了二十八幅相,回国去便出了一本《吴郡奇迹:塑壁残影》,前面做了一篇洋洋万言的考。这本书卖价日币十二元,前年初版,今年已经再版了!”
1930年,一位名叫熊适逸的人造访保圣寺,在沈柏寒的指引下,他找到了罗汉像的所在。寒冬暮色朦朦之间,他不得不用手电灯照着,才看见“五尊佛像堆在一间旧屋子里,地下铺满了‘塑壁残块’”。
尽管情景看似比向前更加破败寥落,但这并不是这些佛像命运的归宿,而只是一片暂居中转之地。两年前,历任交通总长、财政讨论会副会长等政府要职,同时也是书画收藏家的叶恭绰,得到了大村西崖撰写的《塑壁残影》。“感他人之注意我国文物,一至于此,因亲往考察。”——政界要员的亲自垂问,终于使这些暴露风雨之中性命悬危的罗汉像得以逃脱被时间湮没的劫数。
1929年2月4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教育部正式发文,“江苏省苏州甪直镇保圣寺唐塑佛像,系唐代杨惠之遗塑,沧桑变易,留贻迄今,腾辉域中,蜚声海外,虽灵光之尚在,已倾圮之堪虞。本部以为事关国光,维护保存,政府有责,爰组织委员会,办理关于保存事宜,并制定委员会组织大纲,以便进行。”
《塑壁残影》中照片插图,为海山塑壁间的罗汉。

拨款到位,修缮也随之开始。负责修缮的委员会决定在大殿原址建立一座中西合璧的殿堂,以便防火、防日照、控制通风和适当采光,以保救这些珍贵的国宝。当熊适逸来到这里时,修缮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那些拆卸下的塑壁和罗汉,将在不久之后,成为这座名为“保圣寺古物馆”中倍受呵护的国之珍宝。两年后,1932年11月12日,“保圣寺古物馆”建成,举行开幕典礼。由顾颉刚在十年前发起的“唐塑保护运动”,至此终于圆满结束。
安置在玻璃墙内的塑壁和罗汉,从此不必再担忧风吹雨淋之灾,直到今天,每一位走进这里的参观者,都会感受到时间在这里流动得如此缓慢,慢到几乎听不见碎屑掉落的声音,看不到天光云影中飘摇的微尘落在罗汉眉目之间的样子。昔日遭受的劫难,似乎都被静好的岁月所代替。风吹日晒,霜冻雨淋的痕迹,也在长久的呵护下淡然褪去,仿佛它们从一开始,就是展馆中安适的样子。
今天展馆中呵护备至的塑壁与罗汉。但遗憾的是,当年大村西崖考察时见到的色彩都已经褪尽了,在修复过程中,又有两尊罗汉的手部和面部受到了损伤。

但这一切,大村西崖已经无从得见。启程前往中国前,他已经检查出身患肺癌,如果按时服药调养,或许还能延长生命。但大村西崖本人就是一位雕塑师,他也因此有着雕塑师的执着。比起苟活病榻,他更期望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雕刻自己的生命当中。保圣寺的考察,尽管前后仅有五天,但对一个衰年沉疴之人,也足以消耗他本已不多的精力。他赶工成稿的《吴郡奇迹:塑壁残影》成为了他最后的作品。尽管这本书跑赢了保圣寺塑壁罗汉抢救运动的关键一程,但他本人却提前退场了。
1927年3月8日,大村西崖病逝。终年六十岁。
撰文|李夏恩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