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业与通俗之间:公共历史写作下的《大宋之变》

2021-02-02 23:31:23

撰文 | 江柳
 在当下中国的史学著述中,代表着公共史学动态的通俗作品向来是不受重视的一端。尽管在过去的近百年当中,从张荫麟《中国史纲》到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数代国史研究中的一流学人已然创榛辟莽、发凡起例,撰写出一批兼有质与量的公共历史著述。但若放眼当下,跂望未来,不仅公共史学家数量甚少,在代际上来说呈现出明显的断裂:斯学与斯道,已有老成略尽,传薪乏人之势。 公共史著自身在风格、定位、内容上也仍然面临着诸多问题,其间最为重要的,是公共史学著述尚未完成由庙堂之学至公众之学的范型转向:一般的通俗史著行文流畅易懂而不顾及历史真实,因此为学术界所批评,而专业的历史研究者所撰写的通俗说史作品则往往受到市场 “诘屈聱牙、意涵晦涩”的讥评,二者都不能真正满足大众的读史需求。真正既能在学术上“叫好”又能在公众领域“叫座”的公共史著可谓寥若晨星。 如斯的述作背景之下,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赵冬梅教授新著《大宋之变》,凭籍贯通北宋一代的学术考察视野,运用以“人”为研究基点的史家旨趣,透过对仁、英、神、哲四朝北宋中央政坛上不同取向官僚群的兴替与沉浮的研析,展现出当时历史的多元面貌同其间君臣、臣臣间的复杂况味。 沉潜与考索之外,作者在行文中亦做到了叙事生动,语言平实,文笔优长。同时作者又颇富人文关怀与现实指向,在论述勾勒北宋晚期史事的过程中时见因应当下的高妙之论,毫无疑义地向读者昭示出历史学的当代价值,体现出作者希望借此书以“资国民之智”的高远追求。
《大宋之变:1063-1086》,赵冬梅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
“深入”与“浅出”:对历史世界的全面展现 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化素以线索纷繁复杂著称,时人与后人对北宋后期的政治变化亦已有基于不同角度和立场的种种分析。如何能够将这些线索容扩到同一论作的叙述分析中,并在前人成说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摒弃掉后人倒放电影的后见之明,以使叙述能够抵达与切近历史现场,无疑是相当考验《大宋之变》作者学术功底的。
而作者在这一方面也确实颇能另启新猷,做出颇有创见与新意的分析叙事。前言部分,首先明确了从细节与线索考察北宋政治文化衰落的研究方法论,继而则从司马光中晚年的政治生命历程入手,以此为中心的叙事线索,于细碎而浩繁的史料海洋中钩沉索隐,比勘考证,盱衡一代数朝之国事细故,分析了北宋政治文化是如何走向衰落与崩坏的。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国家图书馆藏。司马光字迹书法不算上乘,但字如其人,端直方正。黄庭坚曾见过司马光《资治通鉴》草稿,评论说:“余常观温公(司马光)《资治通鉴》草,虽数百卷,颠倒涂抹,迄无一字作草。其行己之度盖如此。”又论司马光书法云:“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 在具体叙事来说,《大宋之变》利用了北宋时代所存的丰富的人物史料,在叙述中引入“一人一时”的小历史分析,通过史料的人物叙述自有脉络去理解其所身存的政治环境与经历的政治事件,用绵密的文本分析和细微的心理体察实现了对具体历史场合下政治人物行动与心态的“进得去”,个中充满了对时代人物的“同情之理解”。例如,在作者看来,王安石变法对北宋政治的影响并非在其政策措置上,而是因变法而导致的政治文化变异上。这一问题关涉甚广,叙述起来颇有难度,作者却选择了变法时代的边地小官僚:邓绾的仕途升降为切口,通过他赞美青苗法而一步登天获得美职的故事与反对青苗法官员相继遭到贬斥废逐的两相对比,展现出了因变法而导致的北宋官场政治宽容的逐渐丧失。职是之故,在这本书中,我们既能够看到那些当时高层政治人物: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间的亲善、交恶与相攻,了解到传说与演义之外的他们。亦能看到大时代中的小人物: 为个人生计而诈称怀育龙种的宫中女奴,手染丈夫鲜血并因其量刑引起朝堂大地震的“神宗朝蝴蝶”,登州农妇阿云,官职卑下却心怀家国的小吏郑侠……他们的故事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互相交织缠绕,低音与高音共存,在《大宋之变》中奏诵出一曲时代的多重乐章。
对人物“小历史”的深加描摹之外,作者又能跳出史料所带来的框架与藩篱,对北宋国家所经历的“王朝之变”进行切中肯綮的“大历史”分析。
例如,在对北宋晚期朝堂的政治史解释中,学界以往从变法派与保守派的对立,新旧政治集团的党争与博弈等方面进行立论分析。作者却能相当警醒地认识到这种二元分法的弊端,认为这实际上是后人的一种“淡化过程,省略细节”。在行文过程中更十分自觉地走出传统党争论和集团论的迷障,用风气变动和政治文化分析对北宋晚期政治史进行了富有说服力和在场感的新解释,从中也可以看到作者隐然透出的政治史研究方法论反思:摒弃掉后人所强加给历史的种种后发论说与评价,从官僚个人与其周边人事关系及所身存的政治风气出发通贯观察时代大动向的演进与历程,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在通论层面总结出帝制时代中国高层政治变动的某些基本特征。就这一点来说,作者赵冬梅教授在本书中的研究取径某种程度上超越了“目中金屑”式的单纯史事研究,进入到了“水中盐味”下“以史事为方法”的层次。 何为历史与历史何为:浓厚而深沉的人文关怀
除了对北宋后期历史世界的全景展示之外,《大宋之变》还浸润着作者浓厚而深沉的人文关怀,践行了作者此前在公共历史写作领域主张的“资国民之智”的导向追求。作者在这部书后半段中详密而周悉地分析了人事的龉龃与不忿是如何吞灭掉北宋政坛官僚中仅存的政治理性的,个体人与人的不能相容,最终导致了王朝整体的走向覆灭。文本内外的今古对话之下,读者想必亦能对作者“人间最是宽容难”的慨叹有所体味,在对历史的思索中反躬自省,“以古为鉴”的匡益之效于斯可谓展露无遗。
当然,“资智”不仅仅只有自我为人处事与历史相照映的省思,也有人文素养的渗入与涵育,《大宋之变》在这一方面同样不乏亮点。例如作者曾说作为一个历史学的研究者,她“日常所读的史料,都是最优美的古典散文”,将史料视作是古典文学素养的文字体征所在,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作者在本书正文与尾注当中引用了大量的史料原文,同时亦体谅了现代读者的阅读能力,将大部分涉及繁杂难解的史事的古文原典翻译为明白晓畅的现代汉语词汇,对原文中的精粹部分则予以保存。这些译文与史料原文相映成辉,内容典雅、精当而恰切,非但没有给读者的阅读造成障碍,还让作者的行文平添了几分韵味与颜色,更见历史叙事的独有张力,亦为读者提供了培育自身古典文学素养的元典津梁。
虽有小疵,不害全璧
当然,作为一部涵容甚广的巨著,《大宋之变》在行文与内容上存在一定的错误与疏失亦在所难免。现列举阅读过程中所发见诸例如下,以供参考订讹:
第8页,作者提到北宋名臣范镇的生卒年时,列为(1007—1088),有误。按,韩维《南阳集》卷三十存有韩维为范镇所撰写的神道碑碑文,碑文中提及其卒日时载云“元祐三年闰十二月癸卯,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范公薨于颍昌府私第之正寝。讣闻,辍视朝一日,赠右金紫光禄大夫”。复检陈垣《二十史朔闰表》,是月即癸卯朔,则范镇卒时即当年闰十二月一日,换算后可知其时当为公元1089年1月15日。据此,范镇正确的生卒年当为(1007—1089)。

第34页,作者提到“四月二十八日,英宗终于出得宫来,到相国天清寺和醴泉观祈雨”,并以尾注注明此处的文献根据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零一,4864页”,此处点读有误。检李焘书,该卷治平元年四月甲午条记事确有“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的内容,唯按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所记,相国寺临汴河大街,在州桥之东,天清寺在州北清晖桥,其明为两寺无疑,由此可知,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失断,作者其后又习非成是,相沿成误,此句实当点为“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
第338页,作者提到北宋将领曲珍的生卒年,列为(1028—1086),有误。按曲珍,《宋史》卷三百五十有传,谓其“元祐初……卒,年五十九”,《续资治通鉴长编》则载其卒时在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五日,据《宋史》所记曲珍行历逆推,可知其生卒年当为(1031—1089)。 《大宋之变》内页。 第347——348页,作者提到“王安礼推荐张问做侍郎……王安礼又推荐王古”,不确。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五年五月乙未条载“三省言侍郎阙官……王安礼曰:‘闻张问虽老,精力尚不衰,或可任。’上曰:‘问好为异论……’,太常丞阙,王安礼曰:‘王古如何’,上曰:‘古亦好异论’”,作者的这种提法易引起读者的歧解。在叙述时似有必要于王古后补出“任太常丞”,以使读者明了此为二事,两人被推荐担任的不是同一职位。
第363页,尾注注10“苏轼《独乐园诗》,胡仔《(苕溪)鱼隐丛话》引”,引用书名有误,《(苕溪)鱼隐丛话》当为《苕溪渔隐丛话》。
第364页,作者说“熟知《水浒》故事的人都知道,徽宗用童贯掌兵是北宋破国的重要原因”,这一认识恐怕并不能在通俗文学阅读层面成立,因在《水浒》及其衍生作品中,童贯均为涉及笔墨不多的扁平人物,一般扮演的均为宋军高层战将的形象(若以这个角度讲,通俗文学中他恐怕也算是“战绩累累”的),虽偶有劣迹,但其故事于北宋亡国叙事并无太大关联。关于近世通俗文学中的童贯,何冠环先生曾有专文《〈水浒传〉及其续书中的童贯形象》(以附录形式收于氏著《功臣祸首:北宋末内臣童贯事迹考》,台北:花木兰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第475-483页),作者似未参考此文。
而除去这些小疵之外,在体例方面来说,本书或许在以下两个地方还未能臻于完善:
一是本书涉及相当多的空间问题,但在地名的标注上却不够谨严,许多地方仅仅将治所所在地标示为地名今地,容易引起读者对历史上空间问题的理解错误,另外在涉及边境问题与军事事件时,似乎也应当附录地图。
二是在本书的尾注部分的引用文献上,作者似乎未能考虑到一些学术文献很难被现下的普通读者所找到,没有根据读者的需求进一步将这些引用文献“更新换代”。一些文献由于年代久远已经很难找到,如第14页提到的祝总斌先生《试论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发展的总趋势——附说古代的人治与法治》一文,原刊于1985年的《北京大学学报》,无论是纸本和电子本都相当难觅,但实际上这篇文章收入了祝总斌先生近年结集出版的《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一书,在文集中查检起来相当方便。又,出版于港台的文献有的因环境与时间所限也很难被内地读者找到。比如作者在讨论北宋后期军事史时,曾屡次引用参考到的曾瑞龙先生所著《北宋种氏将门之形成》:是书近十年前初版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原刊本现在已经相当稀见。但浙江大学出版社在今年年初引进了此书并出版了简体字版,如果能够将这一消息在书中告诉读者,势必可以使得他们更愿意通过此书了解北宋后期的军事。而另外一些引用和参考文献则没有关注到学术史的历程,未能将首倡此观点的学者与论作拈出。例如第516页的注34,作者引用了朱义群2018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提交和通过的博士论文《北宋晚期党禁的形成与展开1085——1125》以证明崇宁五年徽宗下令毁弃元祐党籍碑,实际上是在对蔡京势力的不满和抵制。但若以学术史的视角来看,最早对毁弃元祐党籍碑事件进行研究并提出这一解释的,应当是日本学者藤本猛2009年发表的论文《崇寧五年正月の政変 : 対遼交渉をめぐる徽宗と蔡 京の対立》(载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內史學研究會編刊:《史林》2009年92巻6号31-63页。又此文国内有胡鸿质量颇高的中译本:《崇宁五年正月政变——对辽交涉问题上徽宗与蔡京的对立》,收于《日本中国史研究年刊·二〇〇九年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29-62页。)如果能够将这些文献像上面这样予以及时而妥当的“更新”,显然更加便利于对宋史学术研究有兴趣的普通读者查检、阅读与了解。 《元祐党籍碑》拓片。此碑刻目前现存两块,均在广西,且均为后代摹刻。北宋灭亡后,被徽宗、蔡京打入元祐党籍的司马光等人,均被平反昭雪,追授荣名。因此,列名碑上,反而被认为是极有荣耀之事。所以,尽管各地树立原碑早已被毁,但南宋时代仍有许多人进行摹刻,甚至将并未列名碑上的自家祖先姓名加入其中,以为光宗耀祖。 小瑕不掩大瑜,总的来看,《大宋之变》一书中,既有一代朝臣的光荣与梦想,又有数代朝政的兴衰与演历。虽然“粉旐低昂归涑水”(归旸《题司马温公墓》语)后,已是“梦华难作东京忆,不见樊楼空月明”(田榕《汴梁怀古二首》语),但其间曾有过的人与事、君与臣、家与国,却因作者的考掘和叙述而在当代传衍不息,成为今人所可感知到“活生生的、脆弱的、颤抖的”(福柯语)厚重历史的一部分。 本文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首届书评大赛一等奖获奖作品,原标题为《“发史家之思”与“资国民之智”:公共历史写作下的<大宋之变>》。封面题图素材来自电视剧《大宋提刑官》(2005)剧照。 作者 | 江柳编辑 | 李阳 罗东校对 | 李项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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