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等生:我写的是宇宙,写的是人类,而不是写你们要的东西

2021-02-01 14:37:06

撰文|廖伟棠
七等生(生于1939年,逝于2020年10月24日),本名刘武雄,台湾现代主义代表作家、画家。苗栗县通霄镇人,台北师范学院艺术科毕业,曾任小学教员。七等生作品以小说为主,也写诗。小说以孤介小角色作为抗议社会主流压力的象征,其写作风格和内容,曾被文评家讥讽为“不忍卒睹”丶“悖逆伦常”。代表作品有《我爱黑眼珠》《沙河悲歌》《重回沙河》等。 七等生
看《削廋的灵魂》里七等生谈自己的作品,我不禁想起他的一个前辈的一句话:“我这个人就是代表真理的。”——老民国的作家废名,在剃头的时候突然蹦出来这句话;因为不满理发师把肥皂胰子抹了他一脸,废名生出一首诗和许多道理,诗叫《理发店》,道理如下: “我还记得那是电灯之下,将要替我刮脸,把胰子沫涂抹我一脸,我忽然向着玻璃看见了,心想,‘理发匠,你为什么把我涂抹得这个样子呢?我这个人就是代表真理的,你知道吗?’连忙自己觉得好笑,这同真理一点关系没有。就咱们两人说,理发匠与我,可谓鱼相忘于江湖。这时我真有一种伟大之感,而再一看,一把剃刀已经把我脸上划得许多痕迹了。而理发店的收音机忽然开了,下等的音乐,干燥无味,我觉得这些人的精神是庄周说的涸鱼,相濡以沫而已。” 七等生是承受了很多世间之沫的人,多数不是相濡之沫,而是他生厌而无法摆脱的唾沫。而他又像上面的废名,有着非常过人的自我意识,提升着自己、保护着自己,超然于尘世之上——而用尘世的话说,此君不近人情极了。 不过就像他自己说的:“我写的是宇宙,写的是地球,写的是人类,而不是写你们要的东西。”那些毁誉他的(七等生言“要把我打死、要把我消之于无形”的人)根本不值一提。七等生就算不是台湾小说最后一个存在主义者,也是最极端的一个。因为极端,所以锐而薄、而扭曲、而纤细,文字和人都疾驰在剃刀边缘——你会担心他的小说崩坏在诗的诱惑之中,一如你看《削廋的灵魂》,你会想这个人怎么会没有自杀掉。 这样的有才华又偏激的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道的文艺青年里并不少见,不过后来有一半踏实下来与现实和解、缓缓坐上现实提供的交椅;另一半由自恋而自命不凡,以名士风度也建设了终南捷径。像七等生这样狂狷独立不媚于世的,竟能幸存不折,你不得不佩服其硬度。 傲则易于妄。最近那位号称自己读了十五万本书(就是假设他从出生开始读书,每天也要读5.7本)的突然出家的漫画家,就是绝佳例子,他的傲气其实是没底气的自欺,哪里比得上七等生说“这世界只有三幅画可以永恒,一幅是《蒙娜丽莎》,一幅是梵谷(注:即凡·高)的《向日葵》,还有一幅就是我画这幅”(大意)这么从容、可爱。我必须承认,他代表一部分真理:不学而能、天真自得的那一部分。 七等生的狂狷,落在文字里,就是拧巴/较劲,从他坚持《削廋的灵魂》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在生命末期,他仍然跟《我爱黑眼珠》是七等生在28岁时所发表的作品,大意是一位男子李龙第前去找其妻晴子,在路途中遭逢一场豪雨。城市被洪水淹没,他救助了一名羸弱的妓女,此时晴子出现在远处,他却不给晴子回应而让她以为被背叛,妻子目睹妓女亲吻李龙第,歇斯底里落水被洪水冲走。 这名篇和尼采、纪德、王尔德等前现代主义者一脉相承,又连结了日本太宰治、安部公房等人的背德传统,惊世骇俗之力与其同时代的村上龙相比也不失色。讨论这篇小说的文章也汗牛充栋了,我还是想强调,它打动我的,依然是其诚实,以及面对存在之悬崖时不媚俗的勇气。 能解释《我爱黑眼珠》等“杀妻”小说的,好像最合适的是七等生的诗。比如说这首《雨雾时节》: 

“……晨阳普照阶台懒得起床梳洗阴户充盈着属于合法的男人的精液谁在后房独卧沉默,萎缩和哀伤像寄生虫不敢前来……” 

这里面的矛盾、怯懦,仅反证出书写行为的勇敢。即使这样的人,也有人理解和爱他,只能说他遭遇的女性伟大,既伟大于宽容,也伟大于在泥石俱下的时代中辨别这个狂狷之人的可爱之处——而毋庸讳言,七等生当然是对不起她们的。 最后一提,本片的影像表现在“在岛屿写作”系列里显得凌厉和高度个性化,导演参考的,可能是敕使河原宏的《砂之女》,以及七等生的同代人张照堂的摄影。纪录片这样拍属于冒险,我很欣赏。遗憾的是“沙河”这样一个重要的七等生的文学舞台,就像他早年的雾社一样,并没有得到影像的演绎,更遑论剖析——也许还需要一部更大胆的七等生电影来弥补。 作者|廖伟棠编辑|张进校对|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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