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我的朋友阿波罗》

2021-01-27 23:32:51

撰文 | 汤达
想象力的疗愈
一个唐璜式的作家自杀了。他在大学教写作课,结过三次婚,有过无数次婚外情,不断跟自己的女学生发生关系,喜欢在城市里漫游闲逛。面对日益衰老的躯体,面对网络时代严肃文学的失落,他失去了激情和信念,选择了结束生命。在他的身后,留下两个哀悼者:他从路边捡来的名叫阿波罗的大丹犬,以及他的异性好友、同事兼情人——“我”。
 《我的朋友阿波罗》,作者:(美)西格丽德·努涅斯,译者:姚君伟,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0年11月
“我”迫不得已,冒着被赶出公寓的风险,领养了阿波罗,因为谁都不想要它。它太大了,一百八十磅的体重,寿命所剩无几,患有关节炎,在作家死后得了忧郁症,固执地守在门口,等待死者回归。当它隐隐意识到再也见不到它的主人时,它陷入一种难以言传的忧伤之中。两个孤独的哀悼者生活在一起。“我”自始至终都在和死者对话,无法走出深沉的悲痛,整本书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娓娓道来:

这就是你尚在人世时和我谈论的最后一件事。你的讣告上有两处错误。在你的追思会上,我无意中听到了一些事……这怎么公平啊,怎么可能所有这些人、这些凡夫俗子,一个个都活着,而你——

在这漫长的、疗愈般的倾诉中,“我”提到了无数苦难女性的故事,提到了死者的三任妻子,提到了两人的往事,提到了彼此都很喜欢的作家作品,提到了写作的困境、文学的尴尬,以及对大学写作课的种种感想,也透露出“我”跟阿波罗的相处过程,两个生命如何建立起相依为命的情感:

起初,我有时发现他盯着我看,但当我回头看时,他却转过身去。现在,他经常把脑袋搁在我的膝盖上,目光投向我,一副要开口说话的表情。一天晚上,我醒来发现阿波罗在床边,他咬着我睡着时弄掉的毯子往回拉,显然是想给我盖上。阿波罗有一个最喜欢的玩具,一根用硬橡胶制成的大红色的玩具绳。我喜欢我们玩拔河游戏时,他发出的那种可笑的怪兽狗的声音。但对他而言,最大的乐趣似乎是让我赢。

然而,阿波罗注定时日无多。“我”没有来得及从一个朋友的死亡阴影中走出来,就要准备迎接另一位朋友的死去。面对这一切,“我”选择的办法,还是写作。是虚构。
最终,读者难以从“我”的讲述中分辨哪些是真实,哪些是想象。其实,两者的区别很少,在这样一个故事里,想象只不过是经过转化了的真实。“我本人更倾向于同意多丽丝·莱辛的观点,她认为,在获取真相这件事上,还是想象力更起作用。”
不合时宜的文学孤独症
原文书名my friend,这里所谓的“朋友”,既是指那条叫阿波罗的狗,也是指“我”在全书中一直与之倾诉的“你”。翻译成《我的朋友阿波罗》,等于遮蔽了那位更重要的主角。译者和出版人大概有理由相信,对时下的读者而言,一只大型宠物狗的故事,比一个自杀作家的故事更有噱头。
 大丹犬,是中古时代贵族喜好驯养的大型犬类,因为体型高大威猛,也被称为“太阳神阿波罗的狗”
就是这样一本小说,获得了2018年的美国国家图书奖,作为普通读者,我感到有些惊讶。是的,这本书无意间涉及很多时下的热点问题,关于性别、种族和文化冲突等等。然而,任何一本诚实的当代小说都难以回避这些话题,这不能算这部小说优秀的原因。我真正惊讶的是,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本关于写作和疗愈的书,一本文学理想主义者不合时宜的梦呓之书,如此小众,如此抗拒流行文化,结果却能获得如此广泛的认同和荣誉。
我们对此应该感到欣慰还是困惑?作者努涅斯本人大概也会这样问自己。书中谈到文学的失落时,这样写道:“无论是谁说的,你都会同意这一观点:一本真正的好书不会拥有超过三千名读者。”
整部小说都是孤独的呓语,是与死者的谈心,以一个朋友、导师和恋人的死亡开始,以一只温暖人心的狗的死亡结束。
这样的设置,等于在考验作者真诚的极限。只要有一点点油滑,一点点夸张的戏剧性,就会毁了这部作品。你必须始终沉浸在那份悲痛之中。你不能手舞足蹈地讲故事,不能有头有尾地渲染情节,不能冷静客观地置身事外。你甚至不能暴露一丁点的言不由衷。这本小说并没有追求什么实验性,它之所以特别,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因为它必须尊重这份真诚和情感。努涅斯做到了这一点,凭借她对自我安慰和多愁善感的警惕,她写出了一种真实的、动人的感触。
同为写作教学者的自我质疑
作为读者,我和努涅斯本人一样,跟书中那位叙事者,以及那位死去的作家都有着相同的职业,都在大学里教写作课。更巧合的是,我和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学偶像J.M.库切,一个冷峻的怀疑主义者。
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可想而知,我对这部小说有着超出一般读者的强烈共鸣。我深知书中展现的那种无奈:曾经指引我们走上文学和写作之路的奉献精神和虔诚心态,如今成了落后于时代的标签。我们开出的书单,总是受到年轻人的鄙夷。那些所谓的文科尖子生根本不懂文字的好坏,而且毫不在意标点符号的位置。学生们找各种借口逃避阅读作业。大学校园已经离文学那么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理想,安置我们心中的神明。
书中发出了太多我想发的牢骚:

如今每个人都写作,就如同每个人都排便一样;一听到天赋这个词,很多人就想伸手去拿枪。加里森·基勒是对的,你说,当人人都是作家的时候,就没人是作家了。你不再相信小说的意义——而今,一部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彩,不管其思想多么丰富,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我在教书时注意到,每一年我的学生对作家的评价似乎都要降低一点点。但是,当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以消极的眼光看待作家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你能想象一个学舞蹈的学生对纽约市芭蕾舞团有这种感觉吗?或者年轻运动员鄙视奥运冠军呢?
牢骚归牢骚,“我”虽然对文学的处境不抱希望,同时却又怀着期待去参与各种写作项目,为治疗中心那些受过创伤的女性上写作课,期望写作能够帮助她们排遣噩梦。这本身证明了对写作怀有的信念。
 西格丽德•努涅斯与校友Stephen Kuusisto
然而,写作这个行为,也许从根本上讲,注定无法自然地融入公共语境之中。不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而是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果它是真诚的,就必然带有一种私密性,一种侵略性,一种不道德的意味。书中写道:

无论哪次我去参加读书活动,我都忍不住为作者感到尴尬。我会问自己,我希望台上的那个人是我吗?真实的回答是,绝对不希望。而且不仅仅是我。你可以感觉到其他的听众,也是同样的不自在。

写作本身已经足够矛盾和尴尬了,更何况是教写作呢?努涅斯提到,学生们经常提出质疑,认为里尔克这样的作家声称写作需要牧师般的奉献,试图将写作当成一种宗教,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们指责那些经典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结晶,他们感觉不到那些作品是在对他们说话。他们认为,属于经典作家们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每天都在体验这一切。是啊,文学正在消亡,我们这些教写作的人,不正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吗,带着滑稽的优越感,以懂得茴字的四样写法而得意,实际上却已被时代辗轧而过,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我们起码相信写作之于我们个人的意义。这是最后的堡垒。也许是出于对这座堡垒的捍卫,努涅斯在整本小说中一项一项地忠实践行她在写作课上的建议,像现身说法,告诉每一个读者,写作是如何打开一个人的内心,并给予疗治:与其写你知道的东西,不如写你看到的东西;表达一些长久以来内心深处的感触;写私密的日记;写一写现在或过去对你很重要的任何东西;把你无法面对的真实诉诸想象力;打败空白页……
努涅斯也确实以这样的方式证明了,如此简单的写作要求,足以胜任生活中最隐秘和沉痛的表达。
这本书会使我想起帕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都是关于写作和写作者的书,都在用创作本身来教读者创作。两本书的诞生,相隔不过七十年,调子差别是多么巨大啊。帕乌斯托夫斯基曾经相信,要是文学沉寂了,即使只沉寂一分钟,其后果的严重不下于人民的死亡。他把契诃夫的教导当做真理:写作的人必须力求真实,相信理智的力量,相信人心解救世界的力量,并且热爱大地。 《金蔷薇》,作者;(俄)帕乌斯托夫斯基,译者:戴骢,版本:果麦文化 | 天津人民出版社,2019年7月版。此书有两个书名,195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时翻译版本,书名为《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198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了由戴骢翻译的第二个版本,书名为《金玫瑰》,收入“外国散文丛书”第一辑。这个版本也是目前最通行的译本。2008年,上海译文再版戴骢译本时,将书名改为《金蔷薇》,沿用至今。
现在呢,就算我们仍然无法放下写作,却没有人说得清楚是为了什么。写作者不再相信任何崇高的理由,老老实实接受了全部的卑微,就像书中那位自杀的作家曾经说过的:

当我非常厌烦了我在写的东西,决定罢手时,我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地又被它吸引回去,我总是想:狗改不了吃屎啊。

多么心酸的自嘲。奇怪的是,看完小说之后,我并没有变得更加失落。恰好相反,我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激之情。我庆幸还有努涅斯这样的作者存在,还有《我的朋友阿波罗》这样的小说存在。如此不合时宜,而又如此坚实可靠。它不正是在以卑微的方式和自嘲的姿态,展示契诃夫所谓真实的力量和人心的力量吗?
作者 | 汤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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